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是对立的，还是融合的？
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是对立的，还是融合的？贾 陆 英
（1）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当今时代的伟人。有一种观点，硬是要把毛泽东和孔子对立起来，他们拒绝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客观的、具体深入的、辩证动态的分析，断言毛泽东是全面否定孔子的。这种态度，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我相信，持上述观点的人，多数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爱护。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能达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对待孔子的基本态度，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
（2）他们得出“毛泽东是全面否定孔子的”这一结论，依据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所谓“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孔子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因此，“批孔”自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196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和一位外宾的谈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查获了林彪一伙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搞复辟、林彪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等材料，毛泽东据此做出了批准“四人帮”在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的决定。期间，江青转达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诗，称“孔学名高实秕糠”，从而为全面否定孔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的一部分
经过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个提法，说明了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决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对于我们长期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对于中国广大老百姓的福祉，都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本文之所以采用“孔子学说”这一概念，是为了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后世儒家的思想区别开来。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后世儒家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学说产生于春秋末期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也就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学说包含着中国人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炎黄子孙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孔子学说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依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然而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儒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统治者从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儒者们从为专制统治服务的需要出发，不断地对儒学的形态进行改造。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并肯定后世儒家在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儒学在汉代以后的发展中，被附加进去许多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到了今天，就成为已经过时的、必须剔除的糟粕。
近代以来的反孔现象有一个通病，就是把孔子学说和后世儒学混为一谈，把本来不属于孔子的东西硬扣到孔子头上，使他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这个问题在把毛泽东和孔子对立起来的人们那里，同样也存在着。
（4）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是孔夫子的信奉者。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绕的一块狭长谷地，就是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这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毛泽东开始识字学习，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入门的，之后又读了“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论语》，儒家文化传统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猛烈抨击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青年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但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却与陈独秀等人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虽然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但是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还称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古之所谓圣人”，是“最大之思想家”。青年毛泽东受到了传统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他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提出了“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普及哲学可以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这是毛泽东深受孔子“大同世界”思想影响而提出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途径。此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三纲”等封建礼教，学习了许多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书。
（5）毛泽东同志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基本态度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五四运动前后，面对当时“尊孔读经”和“打倒孔家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思潮，毛泽东从不盲从，而是冷静思考，深入研究。1919年9月，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一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地提出了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的观点。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这一重要观点，奠定了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传》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次孔子故乡之行，他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有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挑选孔子作为研究历史的开始，第一是因为孔子是上古以来文化的集大成者，通过研究孔子，是从纵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况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第二是因为孔子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无论在当时或后世，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通过研究孔子，是从横的方面研究诸子百家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匡亚明还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就有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同时他又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
（6）“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一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它；第二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毛泽东同志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坚信，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毛泽东与孔夫子》一书的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同志说：“毛泽东在讲话、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国古人的话借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他引用的古人古语中，孔子的话最多。他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较少直接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言论。”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中国广大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成为指引中国人民前进的伟大旗帜的根本原因。那些硬要把毛泽东和孔夫子对立起来的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的做法是在帮倒忙，只能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那么，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第一，关于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论语》中孔门师徒反复探讨的问题，是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人的道德教化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学说就是围绕着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才能为人这一主题展开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内容，又有尊重人的生命，同情民众疾苦，倡导与人为善，主张人际和谐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核心理念和宗旨。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人民服务又升华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第二，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这句名言清楚地表明，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孔子在谈到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三句话，体现了他“泛爱众”、“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仁爱思想，也表达了他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理想。孔子还具体地描述了一个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景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孔子的大同世界情有独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借用孔子的“大同”世界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在这里，毛泽东赋予了“大同”全新的含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同境域”。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第三，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孔子认为，天下一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大事由天子发号施令，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晚年作《春秋》，为的也是国家统一大业。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提出，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标准，不是种族肤色，而是“先王之道”，也就是以礼乐为中心、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思想观点，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现在，我们党正在带领人民向着这个方向奋勇前进。
第四，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使民众“富之”，在此基础上还要“教之”，这是国家的千秋基业。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重要观点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目标，终身诲人不倦，积累了诸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等一系列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伟大教育家。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直至1964年，他还在春节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针。
第五，关于修身立德、心怀天下的思想。孔子认为，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他培养人的目标，是做一个品德高尚、能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正如他的学生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孔子学说影响下，中华民族历代不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仁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他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一心一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今时代，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第六，关于见义勇为、坚忍不拔的思想。孔子把仁、智、勇三者兼备，视为君子的完美品德，后世称为“三达德”。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身处乱世，坚信仁爱之道是治世之良方，不避艰险，不怕打击，百折不挠，奔走呼号，被隐士们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更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的战略家，在井岗山革命时期，面对极端困难的条件，他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远见卓识；在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显明对比的态势下，他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面对着挥舞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以及被它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军队，他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
第七，关于热爱学习、追求真理的思想。孔子多次说过，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厌”是他一生的写照。孔子的学习完全是为了求道、行道，他说：“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学习伴随了他的一生，不仅在硝烟弥漫的紧张战斗生活中是如此，就是在晚年病重期间、直至临终之前，他依然没有停止读书学习的脚步。青年毛泽东求学，不是像多数年轻人那样喜欢谈“立志”，他认为，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当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之后，就终身为之奋斗，从不动摇。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列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第一项任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读书学习，这无疑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举措。
第八，关于注重实际、知行统一的思想。孔子学无常师，他的学问，一是从古代典籍中学来的，二是从实际生活中学来的。孔子说：“吾少也贱（生活贫苦，地位低下），故多能鄙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事问”，就是他重视向实际生活学习的经验之谈。对此，毛泽东曾多次给予肯定和称赞，他说：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治学的基本精神，是主张所学必须与所行相符合。他反对夸夸其谈，主张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实，看重实际行动。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衡量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臆测，反对绝对化地肯定或否定，反对拘泥守成而固执己见，反对听不得别人意见而唯我独是，就是他提倡的学风。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荀子，是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对内和外、知和行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位先哲。他提出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的反映论的认识论观点。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提出了 “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先知后”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行”是主要的。这些思想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典范。《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儒学强调知（认识）和行（实践）的统一，行是知的基础，行比知更重要这一传统思想的契合点。毛泽东在通篇的论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中国传统的知行统一观进行了新的阐述。毛泽东还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赋予了古代成语“实事求是”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成为解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总之，孔子学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为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是很多的，这里仅是举其大略而已。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许全兴 ，《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