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大呼隆？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1）
一、人民公社大呼隆？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共产主义社会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论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还是私有制代替公有制都不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促进改生产力的发展”，只适合于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这是因为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还是由剥削阶级主导，剥削阶级不可能主动放弃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剥削阶级的每次让步都是被剥削阶级起来造反让剥削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实行。从奴隶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削阶级为争取平等的权力多次起来造反，多次让剥削阶级付出血的代价，才象挤牙膏一样，从剥削阶级那里争取到了一点点形式上的平等权力。只有被剥削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公有制，完全由被剥削阶级主导，才可以逼迫剥削阶级放弃所有不合理的权力和利益，才可以为被剥削阶级里争取到真正的、实质上的平等权力。也就是说，做为被剥削阶级建立的公有制下的一种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他完全不受生产力水平的约束。
我们所分析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步骤“储备粮食、储备有色金属、储备能源、储备生产能力、储备自然资源”同生产力水平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可以按照这五个步骤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马克思主义错误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以刘、邓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没能突破马克思的错误观点，从而走上了依靠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歧途。以毛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虽然突破了马克思的错误观点，但没能找出一条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这两部分共产党人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展开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路线之争。由于毛主席四九年到七六年的文章被封锁，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思路被刻意掩盖、误导。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报告和不经意透漏出来的零星资料来推测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篇网络文章《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
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
雷金河怎样办人民公社？关于周家庄办公社的一点情况给见到姓赵的就磕头的人看看，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现在终于有人和有更多的资料讨论晋州市周家庄了。但是，那些吃了人家甜蜜的狗熊，却又在骂蜜蜂，说人家实事求是地报道了周家庄作法的记者是反公社的。这路派性分子就是改不了给人家扣帽子的习惯，看见人家光着头他就不舒服，好歹要摆自家佛龛里的香炉拿出来扣在人家头上还硬说是加冕的新潮皇冠。这路人基本不懂雷金河是怎么办公社的，所以只好麻烦我老人家受累给他们说道说道了，这一集就叫做：雷金河办社。
雷金河办社有五个特点：一是反潮流，二是抗上，三是不盲从，四是落实责任，五是给老百姓实惠。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归根到底一句话：在管理上讲究科学，在体制上实事求是。
一，雷金河办社一直是“反潮流”的。比如，使他成名的“三包一奖”就在当时倍受争议，险些一刀砍掉。他就是顶着不按公社的所谓标准模式干，要求给个“死缓”，这才被领导关注得以保留。
1961年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到了河北，接见了周家庄公社的领导，公社来了三个人，带队的就是公社书记雷金河。彭真接见他们，一是受周总理委托，二是想了解一下雷氏“三包一奖”的管理方法。周家庄是老典型，与三条驴腿王国藩的西铺和“社会主义一枝花”耿长锁的五公大队同为三面红旗。雷金河的典型在于他这个班子经过十几年的经验总结，摸索出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即大队对小队、小队对社员实行三包一奖：三包是“包工，包产，包开支”，一奖是超产奖励。列位看官，说到底这套做法是什么？不是大家很眼熟的资本主义道路么？大家知道有个“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了，雷金河同志要包产到社员，这还了得么？还有，超产有奖这不就是原汁源味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么？哎，就是这么一套被上上下下批臭了的办法，还真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大发展，直到三年困难时期，别的公社缺吃少穿（派性分子又会骂了，污蔑！），周家庄依然高产自足！
周家庄的做法与政府设计的公社，它大有不同呀，怎么办呢，上级就要让周家庄按别人的样子改好，跟大家一样么。雷金河同志想不通呀，就给周总理写信，周总理委托彭真来看看雷金河同志。彭真同志在接见之前，秘书曾向雷金河了解了情况和要求，秘书笑笑说：“三包一奖行不通，吵嘴算账熬油灯。”看来也不被看好哦。彭真对雷金河说：“你给周总理的信收到了，你提的问题我不能回答，让他们解决一下好吗？”他指的是地委书记和地区专员。他认真听取了雷的汇报，雷说：“就算判死刑，能不能给个缓期执行？改正也得有个机会吧？”彭真笑道：“看来你们是成功的，就给你的‘死刑’缓期执行吧！”“三包一奖”就这样顶着雷保留下来的。
二，雷金河办公社很“抗上”。比如，彭真问他：“你们拆了社员的房子没有？”雷：“大公社平调了我们不少东西，我们是没有拆社员的房子。”这指的是大跃进哪，一平二调，公社把社员的房子拆了，把大梁、檩条平调走，给社员造成不少苦楚，雷金河就顶住平调风。他就抗上了。你说，这样的书记农民能不听他的？
三，雷金河办社不盲从。中央有个十六条，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定制。周家庄是什么制呢？是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人民公社的“业法”规定要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又得让周家庄按北京的改，按全国的改。雷不干的，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很成功，为此向彭真汇报。彭真最后的答复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
彭真对周家庄和雷金河印象很深，关于执行十六条，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不是也要实事求是？后来他在地县委书记会上以周家庄为例说，晋县周家庄大队有1700多户，7200多人，15000多亩土地，就是实行的大队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全包全奖，年年增产，牲口年年增加。实事求是就是不千篇一律。可以看出，雷金河一直是大多数人办社中的异类，是一个坚持以人为本，敢于用包干和奖励这些被当年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和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办法搞好生产的人，其实他不过就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因地制宜。说他抗上也好，反潮流也好，不盲从也好，执著也好，“很有头脑”（彭真语）也好，几十年不动摇也好，就是按有效的法子办，在体制上就是不按十六条办，在管理上就是三包全包加奖励，你瞎刮共产风时他就是不拆社员的房，这叫政治胆色。再深入搞点技术上的分析，他搞得效益好就有体制上的说服力，而效益好就在于一个包字，在于这套管人有效的科学办法，在于不跟你们一样搞大呼隆一窝蜂和大锅饭。我就是要调动积极性，就是不让你懒下来，就是不搞“社员缺乏积极性”是公社的骄傲这套歪理邪说。哎，这与后来的联产承包怎么看着那么相像呢。
刚才说的是过去，现在说说后来。而派性分子们只看到的是“人民公社”这几个字，就以为周家庄跟他们那些大呼隆、大锅饭式的一个样，看到现在周家庄搞阀门厂富起来了就又犯了对华西村南街村一样的政治经济双色盲症，大叫只要否定了联产承包就会自然而然富起来，全然不看市场经济环境和村办工厂的这条搞活和致富的根本出路。所以我断定，在派性分子眼里，周家庄业绩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致富和加强管理的典型，而是派性分子按照自己的需要捏造出来的不分田典型，因此这只不过又是一轮华西村式的讨论：说了半天也离不开派性分子否定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和工业富村的规律的连当事人都看了要笑的梦呓。
种田，是不会种出十种福利来的，还是要靠工业生产哦。报道说“以工业支撑公社福利。周家庄的工业收入支撑着公社福利，也使得乡的财政收入全市排名第一。对于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雷宗奎知道，主要是靠着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我们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分到了1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周家庄有9个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人数是1400多人。但农业的人均分红不过六七千元。”这说明做工收入比种田高，工业就业比农业人多，工资类收入比农业纯收入多小一半儿，吸收的劳动力工业是农业的近三倍。农业管温饱，工业管小康，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出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再次看到这一点。
还有周家庄得益于市里的税收政策。报道说，“根据2005年市政府定下的税收任务，周家庄三年不变每年是949.6万，2005年实际完成了1447万，今年已经完成1600万，估计全年能完成2214万。”这部分超额收益也是政府、市场和工业对公社的支持哦，既不超收过头税，也不见钱眼红政策多变，为什么？市里日子也好过了呗。不信你看看那些连农民的种籽和口粮都收上一部分来的收过头粮的年份，一个县级市有这样富足的“流失”么？哎，政策好呀么环境好，归根到底是发展好了有能力留财于民。“见到姓赵的就磕头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派性分子，他们只要看到人民公社的字样就不容分说套进大呼隆里头去。对于这种教条主义盲从的人，胡耀邦同志形象地说这是“见到姓赵的就磕头”。不过这次我觉得这些人磕头磕对了，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工业富村这个铁锅，报道比较明确地给出了数据，希望他们能够分清大小头，知道富裕和福利资金来源于哪里，就算磕对了。
我们知道毛主席四九年到七六年的文章被封锁，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思路被刻意掩盖、误导,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不经意中透漏了相当多的信息，仔细分析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篇文章是右派所作，目的就是否定人民公社，为所谓的“联产承包”寻找理论依据。而他们否定人民公社的主要理由呢？竟然是雷金河式的人民公社办得好。人民公社办得好竟然也成了打倒人民公社的理由，有些人就是有这么无耻。这就更不要说办得差的人民公社了。不管人民公社办得好还是办得差，有人就是要打倒他。同现在国企产权改革的逻辑是一致的，不管国企是赢利还是亏本，就是要打倒，就是要私有化。
现在所有能查到的“三面红旗”资料，都告诉我们“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三面红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指雷金河的周家庄、三条驴腿王国藩的西铺、“社会主义一枝花”耿长锁的五公大队。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个人认为是相当高的。因为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们，“三面红旗”是合作社向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转化过程中的产物，而在转化过程中，树立起三个好典型，三个好模范，三个大家学习的榜样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符合中国共产党搞群众运动的一贯作风。红旗是什么？就是好典型，就是好模范，就是号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红旗与白旗是相对应的，白旗就是坏典型，坏模范，就是号召大家消灭的坏榜样。而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实际上就是三个搞得好的人民公社，是支持搞人民公社的人树立起来的，号召大家学习的榜样。实际上就是教育那些不知道怎么搞人民公社的人，搞人民公社只要按照这三个典型的做法去做就行了。“总路线”既不是典型，也不模范，更不是榜样，把“总路线”作为三面红旗之一，个人总觉得很牵强，可信程度没有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这三面红旗的可信程度高。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这三面红旗，实际上也反映了毛对刘一系列错误思想的批评。
“社会主义一枝花”耿长锁的五公大队这面红旗实际上批评了刘的“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不能搞农业合作社”的错误思想。这个我们只要看一看五公大队的历史就明白了。
1943年，日寇在华北平原疯狂大扫荡以后，环境十分残酷。这一年又遇旱灾，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收，冀中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饶阳县五公村全村320户，有101户卖地，218户卖农具，病饿而死15人，更多的人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危难的时候，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敌占区群众互助生产，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五公村打绳子出身的农民耿长锁最先响应，联合起贫农乔万象、卢墨林、李砚田贷了二百斤高粱当本钱，组织了一个打绳互助组。1944年春天，互助组都愿意继续互助打绳，可各家又都怕耽误了春耕，在解决眼前困难与一年农业生产的矛盾下，经过研究决定：“绳也伙着打，地也伙着种”，并研究出合伙种地的具体办法：统一使用劳力，统一分红，农业收入按劳力、土地对半分粮，打绳收入按劳七资三分红，就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第一个雏形诞生在华北冀中平原上，她的名字就叫“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共22口人，四个整劳动力，没有牲口大车，全凭人力耕作，白天下地生产，晚上打麻经子，这时虽说大家吃糠咽菜，但是谁家也没断了口粮，这种情况，在那年代已经是“奇迹”了。互助组经过一年合作互助的初步结合，到冬天一算帐，比别人强多了，平均每亩地产了220斤粗粮，平均每亩地分了110斤粮食，每个工分8斤，合作社各家都有了余粮，这一年村子里原比他们富的户都卖地卖农具，甚至卖儿卖女，而合作社的各家确过得很“红火”。到了1945年，五公村的村民亲眼看到耿长锁他们组织起来的好处，耿秀峰等13户农民就要求参加，这时从4户扩大到了17户，共有228亩地，88口人，4口牲口，两辆大车。因为户数多了，就正式订立了章程，强调照顾劳力，把土地收入对半分粮86斤，每个工分13斤，副业收入每工分分粮6至8斤，因为分红方法改变了，每亩地除缴公粮以外，余45斤，缺劳力的户感到了困难，地多的人觉得吃亏了，秋后结帐时，有8户农民退出了合作社。1946年，波波折折的耿长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以前更加巩固，留下的人更加团结，他们把土地分红改成了地六劳四，副业改成了劳六资四。这年每亩地平均收粮295斤，每亩地分粮175.5斤半，每项工分粮食9斤，副业得纯利500多万元（原晋察冀边区币）收入比以前更增多了。1947年，想要入社的户更多了，他们因为有了去年发展太快不巩固的教训，就采取了稳步发展的方针，只吸收了三户，又添了一辆大车，修盖了八间土坯房，买了三亩地。1948年，有两户孤儿（都是姐弟工人）没人照顾，耿长锁就收留到社里，又加入了一户有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够了15户，买了两个骡子一匹马和一辆大车，盖了七间土坏房，养了两口猪，还开办了一个榨油房，扩大了副业生产范围。这一年，实行了土地改革。1949年华北全部解放，合作社平均每亩收粮329斤，突破了过去的最高记录，比村里一般农民的土地多收很多粮食。1951年，合作社每亩地平均产量提高到510斤，超过抗战前水平百分之一百三十点八，超过当地群众生产水平一倍左右。经过风风雨雨的几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了十七户，地最多的有二十二亩，最少的只有四亩，最初几年，每家都不够吃穿，几个人伙盖一床被子，冬天穿不起一条薄棉裤，甚至讨饭吃，自从参加了合作社，家家由贫变富，丰衣足食，有的盖房子，有的买地，因为生活水平上升，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更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是一派兴旺景象：有骡有马，有油坊和全套农具，人们都说，要想把地种好、买卖做好，就要象耿长锁他们那样组织起来，外面的人看到他们社里情形后，也都兴奋的称赞他们组织起来发家致富的成绩。
重温五公大队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够用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迅速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比绝大多数单干的农民生活得更加好” （1951年，合作社每亩地平均产量提高到510斤，超过当地群众生产水平一倍左右）。从一个侧面批评了刘的“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不能搞农业合作社”的错误思想，而是一定要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条驴腿王国藩的西铺”这面红旗实际上是批评了刘“没有机械化，不能搞集体化”的错误思想。网上搜索到的王国藩合作社资料都很简单，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三条驴腿实际上就是说缺少机械化。西铺能够成为三面红旗之一，肯定也是搞得不错的。经过长时间的寻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找到了大量关于王国藩西铺的资料。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了王国藩合作社。“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３〕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语》，“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 《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七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关于王国藩人民公社的情况报告》“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依靠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的力量，鼓足了干劲，继承和发扬了勤俭办社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改善了生产条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毛主席作出批示“此件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前两面红旗解决了“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能不能搞农业合作社？”和“没有机械化，能不能搞集体化？”的问题。“雷金河的周家庄”这面红旗解决的是人民公社能不能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宣传舆论都告诉我们“人民公社的管理是大呼隆，大锅饭，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却告诉我们，周家庄这个人民公社却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即大队对小队、小队对社员实行三包一奖：三包是“包工，包产，包开支”，一奖是超产奖励”，并且这套管理办法还真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周家庄依然高产自足！更加令人不可思义的是，周家庄竟然被人树立为三面红旗之一。红旗是什么？红旗是典型，是模范，是大家学习的榜样。那是谁把周家庄这个人民公社树立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自然是支持搞人民公社，并且想把人民公社搞好的人。谁支持搞人民公社？谁反对搞人民公社？相信大家也是心中有数。要是真心想用周家庄这套科学的管理方法搞好人民公社？1980年后为什么要解散人民公社？事实不是已经证明这套管理办法能够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吗？粮食不是已经做到连年增产了吗？三年困难时期，周家庄不是依然高产自足吗？1982年，周家庄当时除了一两户外，其社员都不愿分田到户。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说，当时雷金河找到河北省省长保证：干一年，我们赶不上分田到户的产量高，就将地分了。这样才保住了周家庄人民公社。为什么要给县委书记指派任务“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不就是某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因为雷金河式的人民公社办得好，所以要学习雷金河办人民公社，所以要搞垮雷金河式的人民公社。这就是某些人搞垮人民公社的混账逻辑。
有人会说，《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明明告诉我们毛主席反对“三包一奖”，并且有大量的资料证明毛主席的确反对“三包一奖”。你却说是毛主席把搞了““三包一奖”的周家庄树立为“三面红旗”之一。这岂不是太令人不可思议。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只要弄知道毛主席为什么反对“三包一奖”，而周家庄也不仅仅只是搞了“三包一奖”就会明白。而这个反对“三包一奖”的原因，《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的作者是永远也不会说的。一开始，毛主席并不反对“三包一奖”，而是支持。这个我们可以从《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二日、三日）就可以看出来。
一
高智同志：
此件请印９份，发给总理、富春、康生、乔木及中南五省在从化学习的五位第一书记阅看，准备在三月三号下午讨论一下，在各省推广。
毛 泽 东
三月二日上午三时
这个此件就是指中共广东省委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发给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各地市县委并上报中央和毛泽东。其中谈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如何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三包一奖”制度。
“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这是关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大问题。省委确定：（一）对去年的分配工作，应普遍进行一次检查，该分的一定要保证全部分到社员手上。（二）应在生产发展和适当增加积累的前提下，使社员的收入水平，逐年有显著的增加。（三）要适当提高工资部分的比例，力争按月或按季发工资。（四）要坚持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计分、按劳动日发工资的制度和大队对小队的“三包一奖”制度。（五）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不应采取“大集中”的办法，重刮“共产风”。
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三月对“三包一奖”的态度就是“讨论一下，在各省推广”。请大家注意的是，我所查询到的这个“三包一奖”制度是广东省委提出来的，而周家庄属于河北省。对于周家庄的“三包一奖”，我也只是在《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中看到。其他地方查到的都是“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自1958年诞生以来，一直坚持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并且指出周家庄细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公社的创始人雷金河”。个人分析，“三包一奖” 很有可能是各地人民公社在生产实践中为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而想出来的办法，这个各地人民公社其中包括了雷金河的周家庄，也不仅仅是雷金河的周家庄，应该是许许多多的人民公社都想到了这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曾经被中央推广。在推广后，又因为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而被毛主席所修正。这个明显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公社管理制度过于复杂，对公社管理者（公社书记）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要求相当高。雷金河能够顶住“一平二调”，不拆社员的房子，不盲目听从上级的指示（这个上级可是中共中央一线实际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啊！），这充分说明雷金河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雷金河有能力把这套复杂的能够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公社管理制度贯彻执行下去，而其他个人素质、个人能力稍微低一点的公社管理者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这么复杂的管理制度。这套管理制度的复杂性，《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中“三包一奖行不通，吵嘴算账熬油灯”这句话就可以隐隐约约的表现出来。这套复杂的能够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公社管理制度竟然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个人认为，让老百姓感到复杂的管理制度都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
一九六○年三月，“三包一奖”在各省推广。很块“三包一奖”的制度缺陷就暴漏出来了。
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此公社也是三面红旗之一)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的座谈意见》。这个材料说：几年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一部分社员和基层干部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穷队与富队的矛盾问题，很难解决。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试点经验证明，这样做，解决了以队为单位生产却以大队为单位分配的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求允许进一步开展试点。
为此，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给中央常委写信。《给中央常委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
二、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
三、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
四、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
分析上面给出的材料和毛主席给中央常委的信，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人民公社管理者都达不到雷金河的水平。由于分配权在大队，大队又不能看着有的小队过于穷，有的小队过于富，所以在分配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穷队拿富队。而这种平均主义又影响了富队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造成整个公社的粮食产量下降。而毛主席给出的办法就是取消大队的分配权，“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生产队完全是多劳多得，再也没有其他的小队以各种理由来占有你们应该得到的收入，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而这些在《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中是永远也看不到的。
这还不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解决小队与小队之间平均主义的方法。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毛主席就印发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我们再来看广东一个公社包死任务的详细资料。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毛泽东三月十六日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从毛主席《给中央常委的信》来看，毛主席支持南海县大沥公社的作法，反对平均主义。而毛主席的意见又被否决，那又是谁否决的呢？我们只要查一查历史档案就明白了。其实也不用查，大家稍微想一想，也就知道是谁。80年后，大搞平均主义的臭帽子被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真正利用“三包一奖”的缺陷大搞平均主义的人成了反对平均主义的英雄，这就是80年后的“拨乱反正”。我看反对平均主义是假，处心积虑的搞垮人民公社是真。
《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的作者对雷金河的包干和奖励吹上天，而对毛主席的“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只字不提，并把他们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毛主席的方法只不过是根据实际情况改进了的雷金河方法，他的物质刺激效果比雷金河方法还要猛烈。雷金河的方法只是你增产了就给你奖励，奖多奖少还是大队说了算。而毛主席的方法呢？任务包死，多的全部是你的，大队根本就没有权力参与分配。谁优谁劣？谁高谁低？一比较就出来了。雷金河的“包干和奖励”在作者眼里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因地制宜。毛主席的“任务包死，多的全部是你的”在作者眼里就是大呼隆，就是搞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作者的用意何在？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我所查到的资料，毛主席所否定的只是大队对小队实行的三包一奖，至于“小队对社员实行三包一奖”没有查到毛主席的态度。《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作者把“小队对社员实行三包一奖”等同于“包产到户”,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弥天大谎。“包产到户”是以户为基本耕种单位，至于这户的种田水平、种田能力如何？这户是否愿意承包？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小队对社员实行三包一奖”是以一个或几个种田能手的联合体为基本耕种单位，愿意包产的社员肯定是种田能手，只有种田水平顶呱呱的人才会冒这个风险去承包土地。种田水平不行的人是没有这个胆量去承包土地。公社领导也只会把土地承包给那些会种田，愿意种田的人。承包不到土地的人怎么办？1946年，耿长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出了解决办法“土地分红地六劳四，副业分红劳六资四”。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种田的水平高，即使自己“土地分红地七劳三”的收入也比那些种田水平低的“土地分红地六劳四”要高，他们完全可以出来竞争承包土地。“包产到社员”发展到最后就是种田水平顶呱呱的人被全体社员公认，公社土地长期被他们承包，包产社员成为拿工资的粮食生产工人。如果社员都不愿意承包公社土地，那公社就应该提高种田社员的土地分红或者是提高工资，来吸引人种田。“包产到社员”是非常科学的管理方法，他与后面的农业机械化是相适应的。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开展，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种地。原来需要100个“包产社员”才能种完的地，机械化之后，可能只要二十个或者三十个“包产社员”就能完成了。“包产到社员”还特别灵活，今年甲社员可以选择包产，明年他也可以选择不包产，去做副业。吃粮问题可以通过土地分红获得粮食来解决。其实，这些问题，前面介绍的耿长锁五公大队都遇到过，并且有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包产到户”呢？一个三十年不变，就已经露出了“挂“联产承包”羊头卖“分田单干”狗肉”的真实嘴脸。世界上有哪一种承包？既没有竞争也不考虑承包户是否自愿就承包了呢？何况还有长达三十年的承包期？农村中，只要不是靠那几亩承包地致富的人，实际上都是“包产到户”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只要找到比种田效益还好的活路，他们就会抛荒，用实际行动对这种倒行逆施提出无声的抗议。“挂羊头卖狗肉”的“包产到户”，同农业机械化相冲突，活活断送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在《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作者的生花妙笔下，科学的管理方法“包产到社员”被活活歪曲成了分田单干的“包产到户”，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先锋，搞垮人民公社的人成了学习三面红旗的先进分子。
有人会说，既然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一直在探索当中，那毛主席树立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间应该是在对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有一定把握之后。一九六一年之前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要树也应该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份以后。80年后所有的资料都说三面红旗是一九五八年树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一度怀疑有两个三面红旗，然而在我看到一篇网络文章之后，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三面红旗”举还是不举？ 上 - 《变局》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旗帜，开始大树特树。不久，又称为“三大万岁”。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将此誉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的“三大法宝”，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1年起，大概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太超越实际情况了，而改称“三面红旗”。
这篇网络文章清晰的告诉我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是被称为“三大万岁”，一九六0年被称为“三大法宝”，只是在一九六一年的某个时刻才开始被称为“三面红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为“三面红旗”？为什么？个人看法，就是因为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有了树立“雷金河的周家庄、三条驴腿王国藩的西铺、耿长锁的五公大队”这三面红旗的提议。有人在搞鱼目混珠，在打击毛主席提议树立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这个人就是刘。因为毛主席的这三面红旗把刘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错误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五公大队这面红旗用“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够用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迅速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比绝大多数单干的农民生活得更加好”的事实批评了刘的“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不能搞农业合作社”的错误思想。西铺这面红旗用“年年靠政府运粮救济的穷棒子变成了余粮户”的事实批评了刘“没有机械化，不能搞集体化”的错误思想。周家庄这面红旗用“粮食连年增产”的事实批评了刘“人民公社不能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错误思想。这三面红旗不打倒，刘的“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就没有市场。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在世，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打不倒，就只好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来鱼目混珠。80年后，邓要搞垮人民公社。把真实的这三面红旗“周家庄、西铺、五公大队”隐藏起来，把鱼目混珠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宣传。不这样做，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搞垮人民公社。周家庄这面红旗用事实证明了人民公社能够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人民公社不是大锅饭，人民公社不是大呼隆！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这是邓搞垮人民公社最主要的理由。搞垮人民公社最主要理由不复存在，那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
真正的理由就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就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等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再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搞挎人民公社，就必须搞垮国营企业。要搞垮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就必须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力，就必须剥夺人民罢工、游行的权力，没有了这些权力人民就没有办法起来反对。人民没有办法起来反对，某些人就可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人民公社戴上“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的臭帽子，然后成功的整垮人民公社。人民没有办法起来反对，就可以成功的剥夺全体国民对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先把国营企业改成国有企业，再把国有企业改成部门官僚所有企业。再利用人民对官僚主义的痛恨，把部门官僚所有企业成功的改造成私人所有企业。县市级企业和部分省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按照这条道路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央企太大，就通过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和上市来私有化。为了避免一步到位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弹，先保留部分国有股欺骗人民说是融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国企，最后就是通过国企整体上市和国有股股权转让来切断央企和国家的最后一丝联系，成功实现央企的私有化。融资融资，融到最后就是把全民所有的国企变成了私人所有的企业和海外战略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整垮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完全是邓的蓄意行为，最终就是为了实现“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再说”的最高目的。
LUJUN1999
20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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