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老子，不一样的《道德经》之《老子西行考证》
原创 2017-10-30 杨振声（九剑） 老子大道文化研究十多年前，我在济南黑虎泉附近，看见有一块巨大石碑，镌刻着老子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当时看得我云里雾里，恍恍惚惚，认为《道德经》就如很多人认识那样，玄之又玄。有“高人”指点说，感觉到恍恍惚惚就对了，很难参透里面的奥秘。直到2015年，因从事养生工作的关系，机缘巧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会长罗尚贤先生。我们很自然就谈起老子来，罗老师推荐我看他的专著《和生哲学与和生文明时代》，才知道原来《道德经》除了河上公版、王弼版外，还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帛书版比河上公版更早，当中有不少差异，这此差异颠覆了我对《道德经》的理解，经罗尚贤老师的指点，让我感到豁然开朗。从此我们就有了共同话题，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如痴如醉，交流起来经常忘了吃饭，成为了忘年之交。我常以汇报工作之名，到他家里向他请教《道德经》。很不幸，2017年的春节，用电话向他相约到他家拜年时，他家人告知，罗老师仙逝了。 罗尚贤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把老子大道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把老子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世界人民分享、交流。还叮嘱我在广州找个地方办老子学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遗憾，工作才刚刚起步，罗老师就驾鹤西去了。 通过与罗老师的交流，让我认识到老子的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人类第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老子西行传道，是中国历史的空白，但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次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以，我就有了继续沿着罗尚贤先生的足迹，完成他的遗愿的想法。
《老子西行考证》 一、寻找出关西去的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史记》中只记载了老子出关，但没有记载出关后的去向。给后世研究老子留下了极大的遗憾。司马迁说尹喜要求老子强为他著书，我认为不合情理。老子著《道德经》，句句都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辉，岂能是一挥而就呢？蒋伯潜《诸子通考》对此就表示质疑：“无论其时尚无私人自著一书之风，竹简刀漆，岂匆遽旅行中所能成书乎？”此说确有道理，老子出关之时恐怕根本就没有技术条件去著书立说,更不可能写出人类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哲学巨著。 所幸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尚记录了若干片段。当中虽对老子有些神化，但核心内容是可信的。《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西汉刘向撰《列仙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老子时代的波斯）。” 《列仙传》：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西域塔里木盆地），化胡，服苣胜实，莫知其所终。尹喜亦自著书九篇，号曰《关令子》。 尹喜抱关，含德为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候气真人，介焉独悟。俱济流沙，同归妙处。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东晋王嘉在其著《拾遗记》中留下了关于老子出关后的活动片段：“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耳出于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及聃退迹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术，四海名士，莫不争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形劳神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刳心沥血，以代墨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怀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 《老子化胡经》，西晋道士王浮撰。一卷。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通志·艺文略》即著录为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亦录为十卷，并称魏明帝为之序。《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著录十卷，并引裴松之《三国志注》、《新唐书·艺文志》等说明化胡成佛故事的发生及对《化胡经》真伪的争议。敦煌写本有此经十卷本残卷，存一、二、八、十等卷，系唐玄宗时写本。按王浮所撰一卷本《化胡经》，早佚，后经增纂的十卷本，也仅存残卷。主要内容是敷衍老子携关令尹喜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现存唐玄宗时写本之第一卷，记西域八十一国名称，多与唐代典籍所载相同，当出于初唐。第十卷《老子化胡经玄歌》，则为北魏作品. 《老子化胡经》引发了佛道的大争论，历经一千多年，至唐犹甚。争论焦点是，老子是如来之师还是如来是老子之师。但双方都肯定“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只是对“为浮屠”的解释不同。在我看来，双方都肯定了这次对世界思想、文化史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交流，这是最重要的，争论的结论，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并不是太重要了。 《长春真人西游记》，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诏书中写道：“老子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73岁高龄的丘处机为什么愿意不远万里来兴都库什山？是慑于成吉思汗的威名？不是的，他完全可以以年迈体衰的理由谢绝这一邀请。只有瞻仰祖师传道足迹才有此动力。 2005年9月，西安市北郊南康村发现一座北周时期墓。出土的墓志铭（现藏于西安市博物馆）记载：墓主姓李，名诞，字拖娑。婆罗门种。赵国平棘人。其先伯阳之后。北魏正光年间自罽宾归到中土。 这个李诞是否是老子的后裔？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而李诞其先伯阳之后，若是，则证明老子在罽宾传道时曾传宗接代。所谓婆罗门种，据宋云（北魏时期敦煌人，曾和惠生(亦作慧生)同赴西域求经。）所述：“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的史实是一致的。即罽宾国一度取消了四种姓制度，全部变成婆罗门。 根据史料及一些其他的文字记载，老子出关后一直往西，曾在楼兰、于阗等西域众多地方（西汉东方朔称昆仑宫）留下足迹，直到兴都库什山南北。南部为《洛阳伽蓝记》的乾陀罗国，《大唐西域记》作健驮逻国(西汉东方朔称阆风巅)，位于库纳尔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喀布尔河流域，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北部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当时属波斯东北部（西汉东方朔称玄甫堂），即《十洲三岛。昆仑》及《云笈七签》卷二十六所称的“昆仑山三角”。 为什么我们先人把兴都库什山也当作昆仑山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一路向东迁徙，记忆当中兴都库什山和昆仑山是连在一起的。帕米尔高原除了向东延伸出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几条重要山脉外，它向西也长出了一条山脉。这就是“兴都库什山脉”
所以，把兴都库什山当作昆仑山的一部分就不奇怪了。 昆仑中段主脉的北麓，海拔5980米的玉虚峰。作为传说中道教的发源地，玉虚峰可以说是道教弟子心中的“神山之最”。相传这里是道教元始天尊和道教昆仑派的主道场，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和道教至尊“三清”的升天之地。所谓“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实指的是老子，道教所谓的“一气化三清”，很多宗教神学都有三位一体的说法，如佛教所谓“法身、报身、应身”，三者归一，皆指“佛”。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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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西行的目的
老子所处的年代，正处于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制度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私有制的发展已不可阻挡。彼时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产生了老学和孔学，老学主张平等，主张回归素朴，认为大道废，安有仁义。慧智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感叹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而孔学提倡仁、义、礼、智、信教化民众。主张维护不同等级的秩序，以利于统治者。 可见，老子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甚至有杀身之祸。所以，老子只能带领他的弟子们西行，到统治者管治薄弱之处传道和进行社会实验。三、老子与负图经（浮图经） 龙马负图寺，传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 348年），是为感念“人文之祖”伏羲的功绩，在图河故道上建起的第一座祭礼场所，是河洛文化中“河图”出现地，也是中华易学的发源地，距今已有1600余年。位于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成为炎黄子孙的祭祖圣地”和“河图洛书”的研究中心。初名“浮图寺”，永嘉时改为“河图寺”，梁武帝改称“龙马寺”，唐高宗麟德四年更名为“兴国寺”，明嘉靖四十二年仍叫“负图寺”，清乾隆十九年又改“羲皇庙”，民国后又称其为“负图寺”。该寺名称的变迁，隐约透露出“负图”、“龙马”与“浮图”之间的联系。 负图即浮图，是音译和后来神话化的变异而来。古龙图代表着当时人类的最高智慧，伏羲氏根据燧人氏的龙图（即古河图）发展成为《太极八卦图》，《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作八卦”，包羲即伏羲。 龙图其实不是从水中浮出来的，而是燧人氏从黄河流域诸多古老岩画符号中提炼出来，并赋予数量、次序、规则等观念。图中是旋火纹，奇数符号左旋为虚，偶数符号右旋为实。图中蕴藏着虚、实，阴、阳的观念，并传播火的应用。数的排列也蕴藏着天地运行的无穷奥秘， 燧人氏把图画在龙马（《尔雅。释畜》：“马高八尺为龙”，实为高大的良马）背上，奔驰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河岸上，以图化民。伏羲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河图》和太极八卦图。
古河图（龙图） 旋火纹
伏羲河图《道德经》的思想来源于《周易》。旧云道德经有三卷，盖指道、德、彖（详见《云笈七签》）。彖即《周易。彖辞》。《辞源》释“彖”，引《易。乾。疏》“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为彖也。”《周易》源于古河图，而古河图是由燧人氏负在马背上进行传播的，所以“负图”、“浮图”或“浮屠”的称谓极有可能由此而来,差别只是读音而矣。 《周易》中《彖辞》是去巫术化，还原了太极八卦源本的思想体系。作者是谁？是周文王还是老子？其实并不重要，但肯定不是孔子所作。孔子老年才学《易》，且述而不作。所以相传孔子所作是大谬。 由此可见，后来在很多史料中记载的《浮图经》（负图经）极可能是《易经》的通俗化和实用化的著作。是老子把《周易》的思想与时俱进，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洛阳讲《易》，名满天下。《孔子家语。观周》记孔子向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 老子在中原讲学时，叫《周易。彖辞》，是老子哲学的基础，据《拾遗记》中记载，老子弟子们把老子在西方传道时记录的语录有十万字。有可能在西域及昆仑三角传道，把《周易。彖辞》原理和结合社会实践的思想称《浮图经》，有可能《文子》就是《浮图经》的一部分。《文子》又叫《通玄真经》，文子又被称作通玄真人，《文子》在道家的地位相当于儒家的《论语》，为方便携带和传播，老子把《浮图经》（《浮屠经》）提炼浓缩后叫《道》、《德》两篇，后人合称为《道德经》，由尹喜与其他弟子带回中原。 从龙图（古河图）、河图、洛书、太极八卦、周易、浮图经、到道德经，华夏文化一脉相承,传承有序，从未中断。《浮图经》成书不在中土，而在西域，因路途遥远，不便携带，仅见《文子》及一此零散的出土竹简。 理顺了浮图与龙图（古河图）的关系，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浮图”是“负图”的误写和误读（《道德经》中就有多处误写和误读），“负图经”即“浮图经”是根据上古燧人氏背负在马上教化民众的“古河图”衍化而来的，最先绝非佛陀的音译。先有浮图后有佛陀，倒有可能佛陀是浮图的音译。四、东西方文化大融合在华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发展空前蓬勃，老子、孔子、墨子等巨星同一时期相继出现，可谓星光熠熠，群星夺目。西方（中华之西边）世界也并不寂寞，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古印度的乔答摩。悉达多；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等巨人同时出现。是巧合？还是有个什么样的机缘？这么多划时代的巨人同时涌现，而且理念相通，不可能是巧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欧亚大陆产生了一个文化交流中心，东西方文化有过一次大融合。而这个文化交流中心位于古健驮逻国（位于库纳尔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喀布尔河流域，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 根据东晋王嘉在其著《拾遗记》中提供了关于老子出关后的活动片段：“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耳出于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及聃退迹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术，四海名士，莫不争至。 《拾遗记》这段描述，记录了老子与各异族智者共谈天地之数的哲学交流时的场景。很明显，场景中出现了黄发老叟五人，其相貌应是西方异族人。 根据史料记载或推算，我们盘点一下当时重要的思想文化名人生活的年代：老子（约生活于前581年至?)，-道教尊为始祖；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儒教始祖；筏驮摩那（大雄）（公元前599年至公元前527年），耆那教真正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佛教始祖；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年---公元前551年），火袄教（拜火教）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年-----公元前497年)，毕达哥拉斯学派(政治和宗教团体)的创始人。 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连孔子自已都称老子为老师，儒家学说汲取了不少老子学说的养份，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据西汉东方朔著《十洲三岛。昆仑》、北宋天禧三年张君房编《云笈七签》第二十六卷中提到的“昆仑山三角”，它包括“昆仑宫”（约今之塔里木盆地）、“玄甫堂”（约今帕米尔）、“阆风巅”（约今克什米尔、兴都库什山）。见下图：
据亚里安著《亚力山大远征记》及拉尔夫。伊利斯著《K2与金字塔》称：亚历山大在击溃波斯的百万大军，占领了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杀死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后，还带领部队进军帕米尔高原，走得很远，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上中游，便西返了。这路线令人费解，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不可思议。拉尔夫认为他们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知识的神殿”。 亚历山大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折返的地方叫犍陀罗(梵 Gandhara, Gandhāra, Gandha-vati )，又作健驼逻、干陀卫。 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城东北之处。是吠陀文化的发祥地，是婆罗门教的重要阵地。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从那揭罗喝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东南山行五百里，至健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玄奘赴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而其作者无著就诞生于健陀罗。 唐道宣《广弘明集。笑道篇》说：尹喜至罽宾檀特山中访老子。
罽宾檀特山位于犍陀罗盆地周围的山中 亚历山大要找的“知识的神殿”很有可能就是罽宾檀特山某处。亚历山大为什么认为此处为“知识的神殿”呢？ 檀特山是波斯东部的一座神奇名山，又名檀陀山、檀拏迦山、弹宅迦山，或大泽山。很多著作都提到它。西汉东方朔的《十洲三岛。昆仑》称作钟山。北魏宋云称之为“善持山”（见《洛阳伽蓝记5》）。唐玄装称之为“弹多落伽山”（《大唐西域记》）。被亚历山大认为是希腊神话中培育了狄俄尼索斯酒神的“墨洛斯山”（拉尔夫。伊利斯著《K2与金字塔》）。《亚历山大远征记》所说的“迈罗斯山”也许就是说这里。 《十洲三岛。昆仑》说这里是“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璇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物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于五方，镇地理也”。又云：“从平邪山东南入穴中，乃至长生岛中紫石室宫，九老仙都治处，仙官数万众，记之”（云笈七签二十六卷。昆仑）。 北魏宋云说：“山中昔有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 这些都说明此处是昔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文化学者云集。同时也是商贸中心（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称：“居人富乐，宝货盈积，诸方珍异，多集于此”），商贾云集之处。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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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文化交流的著名人物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曾旅居埃及，后来又到各地漫游，很可能还曾去过印度。在他的游历生活中，他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了解到许多神秘的宗教仪式，还熟悉了它们与数的知识及几何规则之间的联系。他曾创立了一个合政治、学术、宗教三位一体的神秘主义派别:毕达哥拉斯学派。由毕达哥拉斯提出的著名命题"万物皆数"是该学派的哲学基石。这一学说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洛书》被称作“一切数术之源”，《洛书》的神奇在于“洛书九数”的奇异和“数字根”的奇妙，被西方称为“幻方”。能解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与毕达哥拉斯提出的著名命题"万物皆数"相通。
毕达哥拉斯在Croton建立了“学术帮派”兄弟会，,后来称共济会，共济会这个神秘组织的标志是圆规、角尺、独眼.无独有偶，在中国新疆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也有圆规和角尺，叫做规矩。背景是日月星辰，表达阴阳和合衍生天地万物的道家思想，难道只是巧合？
伏羲女娲图，是1965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被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一幅唐代(公元618~907年)名画，描绘的是伏羲女娲相拥交媾的景象，表现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的形象、以及未知的宗教含义。伏羲女娲交媾图所描绘的，正是人类DNA的双螺旋线结构图。这是神话与科学的又一次重叠。 老子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1”是数的第一原则，万物之母，也是智慧；“2”是对立和否定的原则，是意见；“3”是万物的形体和形式；“4”是正义，是宇宙创造者的象征；“5”是奇数和偶数，雄性与雌性和结合，也是婚姻；“6”是神的生命，是灵魂；“7”是机会；“8”是和谐，也是爱情和友谊；“9”是理性和强大；“10”包容了一切数目，是完满和美好。老子和毕达哥拉斯在用数字“一”、“二”、“三”来描述宇宙起源和发展变化方面有一定的楔合，但老子明显深刻得多，老子的“生”字够毕达哥拉斯学一辈子。 还有一个旁证，据出自中国和田的古代历史文献《乐师史》记载：毕达哥拉斯是“第二乐师”，并介绍他“经常劝世人勤勉好学，养成高尚的情操，莫做坏事。。。。。。为了求知，他曾经到过许多城市，他是个喜怒不外露的人，从不以财富为友，。。。。。”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最早记述，是与毕达哥拉斯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色诺芬尼（公元前570----480年）留下的，他说道：“毕达哥拉斯看到一只被人鞭打的小狗，便起了怜悯之心，对那人说“住手！不要再打它了，我一个朋友的灵魂寄居在它身上，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如果记述无误，则说明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不灭，会转世轮回。这无疑受耆那教转世轮回学说的影响。 以上这些叙述，可推论：毕达哥拉斯到过昆仑三角进行文化交流。 回过头来，我们再阐述毕达哥拉期与亚历山大的传承关系。米利都学派与毕达哥拉斯有师生关系，如果毕氏到昆仑三角进行文化交流是确实无疑的，那么，他把文化交流的成果带回米利都学派，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成为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否则无法解释米利都学派（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与老子的哲学思想如此惊人的相似。 我们不妨看看伊奥尼亚学派的发展足印，泰勒期把“水”看作是万物的始基，阿那克西曼德把“无限”看作是万物的始基，在希腊文中“无限”的原义是“无”、“没有、“不是”等意思，阿那克西美尼把“气”看作万物的始基。所以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万物的始基就变作一种没有边缘、无定形、无定状的东西，而不是水、火、土，也不是任何一种元素。与老子“微、希、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以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第十四段）是不是很有渊源呢？伊奥尼亚学派的建立标志着西方文化从神话世界观向哲学（理性）的伟大转变，开始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用自然本身说明自然。 理性与老子的道是相通的，后来西方的物理学来源于理性，物理学就是在缤纷繁复的大自然中寻找隐藏的简单原理。这些简单的原理，老子表述为道理，即可道之道。区别在于老子说的道更广泛，包括人和社会。 阿那克西曼德是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阿那克西美尼的老师，阿那克西美尼是阿那克萨戈拉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是苏格拉底的老师，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老师，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所以，亚历山大要寻找的“知识的神殿”极有可能就是毕达哥拉斯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檀特山）。（他们的观点与老子的观点比较接近，我就不一一阐述了，网上都有，自已查吧） 历史上却有一位叫莱谟萨的西方人编过一个老子游历西方的离奇故事，说老子曾远足雅典，并以此说明老子与柏拉图思想相通的原因。其实老子并未曾远足雅典，只是毕达哥拉斯到过昆仑三角，带回了浮图经（浮屠经），传播了老子思想。琐罗亚斯德据传，琐罗阿斯德出生于波斯西北部米底亚区格拉斯镇（今德黑兰郊区）一个骑士家庭，曾从事祭师职业。约在“二十岁时弃家过隐遁生活”，声称30岁时受到神的启示,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后来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东方朔所载《十洲三岛。昆仑》中的“玄甫堂”，当时属波斯东北部）活动，创建了火袄教。在西方当今的资料中也称之为「帕西教」。其基本教义为:1.崇拜最高主神阿胡拉 • 玛兹达。认为他是万物之主，也是光明、慈善的主宰，先创造了天体，而后创造了万物之灵，再由「灵」演生出万物,其善体现在万物之中。2.主张善恶二元论。世界存在善与恶两种势力，主掌善的圣灵是斯班塔 • 曼纽，代表了光明、美德、创造、善行、真理与秩序；而主掌恶的生灵安格拉 • 曼纽则代表了黑暗、丑恶、破坏、罪行、谎言与混乱。相信善神与恶神经过长期而反复的较量之后，最终善行将战胜邪恶，光明将代替黑暗。3.相信真理神圣而永恒。真理先于万物而存在，并将永存；琐罗亚斯德是真理的预言者和最高神的朋友。4.认为人由善神创造了身体和灵魂两部分，同时将意志赋予了人的本性，因而善恶伴随着人的一生，选择善行的人死后将升入天堂，而选择恶的人将要堕入地狱。所以人们要以「善思、善言和善行」为道德箴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终，所有的灵魂都将通过「裁判之桥」接受末日审判。袄教徒必须恪守三戒：1、善思；2、善言；3、善行。祆教崇拜天、地、日、月、水、火、木、土，属自然崇拜，与老子“道法自然”相合。祆教相信真理神圣而永恒。真理先于万物而存在，并将永存。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先，独立而不改，周行面不殆，且天长地久。可见，两者的理念有一定的楔合度。 火袄教派还认为，“善端” 有 “益根”，“恶端” 有 “恶根”。“善根有正义与真理之国与之相应……智慧之主与众天使终必消灭罪恶之灵”。这一教义是顼罗亚斯德改造古代波斯原有信仰的主要内容（《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册，琐罗阿斯德教）。可见，琐罗亚斯德对原波斯信仰有较大的改动，是什么原因令其对原信仰作大幅改变呢？我认为是因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琐罗亚斯德致力于争取国王的支持。他把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的历代国王称之为最高善神的天使，首先获得波斯属下的大厦国王维斯塔巴及其大臣们的支持，而信仰了火祆教。因此火祆教很快兴盛起来，传播到波斯各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 （前522前486 年 ）亦尊阿胡拉。玛兹达为全波斯的主神，并定火祆教为波斯国教。火祆教的传播与大流土的社会改革相得益彰了，其影响很快遍及波斯会境。中国道教后来的发展和佛教的发展也是开始寻求与统治者合作，推行自已的理念（汉初文景之治施行的就是行黄老之术，可见老子的学说深刻影响着统治者的施政理念）。 筏驮摩那（大雄）筏驮摩那于公元前599年出生在印度东北部，当上了地位很低、磨难很深的巴湿伐那陀派修道士，在42岁时获得了精神启蒙，在余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宣讲自己所获得的精神洞察力。耆那教的中心教义主要由他建立。耆那”（jaina）是由“jin”演变而来，其意为“战胜欲望的胜利者”，是他的称号之一，此教便由此而得名。其弟子们尊称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简称大雄。 耆那教在汉译佛典中称为尼乾外道、无系外道、裸形外道、无惭外道或宿作因论等。 教义：不敬神，反对种姓制度，人人均可得道，不歧视妇女等。筏驮摩那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非婆罗门教所说的神创论。世界同时在时空上也是无限的，且只有形式上的变化。一切物质都包含两种因子，即物质因子和精神因子。也就是说，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随意的，无原因的，由自我决定的。这与老子学说比较接近。筏驮摩那不敬神，反对等级制度，在古印度传统文化中可谓是石破天惊，离经叛道。老子学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十分显著，同时也不认为天地万物由神创造，而是认为由道而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两者时空观也一样。老子认为物质包含阴阳两面，筏驮摩那认为一切物质都包含两种因子，即物质因子和精神因子。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耆那”意为“战胜欲望的胜利者”，耆那教五戒之一，戒贪财。两者的哲学思想相近。筏驮摩那42岁时获得了精神启蒙，觉悟成道。促使他石破天惊，觉悟成道的人是谁？是老子或与老子一起西行传道的道友？有可能！所谓筏驮摩那之前的二十三祖师，并无据可查，倒有可能是他二十三位精神启蒙老师。（可参考罗尚贤《和生哲学与和生文明时代》关于耆那教）。 可见，耆那教的教义与婆罗门教所说的神创论有巨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差异？我认为，老子及其弟子西行传道是关键的原因。 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弟，在诸多佛经中都提到过两人之间不寻常的斗争。季羡林先生经长期研究，专门写了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提婆达多问题》，他认为： 第一，提婆达多绝不是失道寡助者，他的徒众数目是相当多的。第二，法显在公元5世纪，玄奘和义净在7世纪，都在印度看到了提婆达多派的僧人。从公元前6 世纪至公元7 世纪，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的话，那就有了几乎四十代。在受到正统佛徒压迫与歧视的情况下，提婆达多四十代的传人，必然是含辛茹苦，受尽了人间的折磨。然而他们毕竟是坚持下来了，提婆达多这一派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三，提婆达多的根本思想就是 “但有此生，更无后世”。 印度学者慕克吉在〈提婆达多的传说》中指出 “提婆达多代表正统方向”。提婆达多的“但有此生，更无后世” 是否定佛教的今生来世生死轮回报应的根本思想。 义净在其翻译的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褐磨》 卷九的夹注中云： “此言随党者，谓是随顺提婆达多所有伴属，言并非随党者，即是佛弟子。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他们“无大寺舍，居村坞间”，“妄执自然，虚陈得一，食时杂坐，流俗无分，踵旧之徒，用为通鉴”。义净站在佛教徒的立场，认为佛教开辟了新的道路，而 “提婆达多所有伴属” “执自然”，“陈得一”是“踵旧之徒”。这恰好证明提婆达多派与老子学说相符，因为 “道法自然”，“万物得一以生”，都是老子哲学的根本原理。 而释迦牟尼也承认提婆达多是他的导师。《妙法莲华经》 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记载：时世人民。寿命无量。为于法故。捐舍国位。委政太子。击鼓宣令。四方求法。谁能为我说大乘者。吾当终身供给走使。 当时这个世间上的人民，都很长寿的。为于法故，因为这一位国王想要求法，为求无上道的缘故，所以把他这皇帝的位子也都布施出去，都不要了，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太子。然后，击鼓宣令，四方求法，就宣布说：“我现在想在四方求法，哪一位有道德的人，能为我讲说大乘佛法的，我这一辈子，就来服侍他、侍奉他；他需要什么，我都供给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有的工作我都来做。”走使，就是给他做工人那样子。 时有仙人来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华经。若不违我。当为宣说。王闻仙言。欢喜踊跃。即随仙人。供给所须。釆果汲水。拾薪设食。乃至以身而为床座。身心无倦。于时奉事。经于千岁。为于法故精勤给侍。令无所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这时就有一位仙人，来对国王说：‘我有一部大乘经典，名为《妙法莲华经》，假使你不违背我的教诲，我就为你宣说。’国王听了这位长寿仙说后，心生欢喜踊跃，立刻随从仙人，供养他一切所需，又到山上采果、挑水、砍柴、煮饭、炒菜，乃至用他的身体当做仙人的床座，这样子来供养仙人，而身心不生一点疲倦。如此经过一千年，为虔诙求法的缘故，所以一点也不懈怠，令仙人没有任何缺乏。 当尔之时，世尊欲把前面的义理，重说一遍，故说出一首偈颂言： 我念过去劫 为求大法故 虽作世国王 不贪五欲乐 锤钟告四方 谁有大法者 若为我解说 身当为奴仆 时有阿私仙 来白于大王 我有微妙法 世间所希有若能修行者 吾当为汝说 我回忆过去无量劫以前，因为求大乘法的缘故，虽然是世间上一个大国家的国王，但不贪恋五欲之乐（色、声、香、味、触）。于是，我用锤击钟鼓，宣告四方：‘谁懂得大乘佛法者，若能为我解说，我虽是国王身份，但我愿做他的奴仆。’因为他愿求无上法的缘故，当时有一位阿私仙（寿无比、法无比的仙人），而来向国王说：‘我有最高上、最微妙的法，这种法是世间很希有，假使你要依法修行，不违背我的教化，我应当为你说此妙法。’ 时王闻仙言 心生大喜悦 即便随仙人 供给于所须 釆薪及果蓏 随时恭敬与 情存妙法故 身心无懈倦 普为诸众生 勤求于大法 亦不为己身 及以五欲乐故为大国王 勤求获此法 遂致得成佛 今故为汝说 这时国王听到仙人对他说的话，心里生出极大欢喜，立刻随从仙人，供给仙人所需要的东西，上山去砍柴，采果、瓜之类，随时恭敬侍候仙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求得无上妙法的缘故，所以身心不懈怠的来侍奉仙人。这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欲明白一切法，然后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很精进以求大法。他不是为自己的身心利益或求五种的欲乐，虽是一位大国王，但因勤求法而终获得无上的妙法，乃至圆满了无上菩提。我现在把我过去行菩萨道的因缘，告诉你们。 佛告诸比丘。尔时王者。则我身是。时仙人者。今提婆达多是。 佛说完了以上的偈颂之后，告诉大众，所有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过去无量劫前的那位把国家舍了，侍奉阿私仙的国王，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当时的阿私仙即是现在的提婆达多。 以上记载还讲到大乘佛法的传承，是提婆达多传给释迦牟尼的。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怎么来的？是源自原始佛教的“三法印”，即三个最基本的原理，原始佛教就是以三法印来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三法印内容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中，“诸行无常”就是说所有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诸法无我”指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不能独立存在的，“我”只是“众缘和合”的结果；“涅槃寂静”指熄灭生死轮回后的境界，复归于“性空”的状态。这与老子学说是吻合的。《道德经》：“名，可名也， 非恒名也。”与诸行无常相通，“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 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这观点与诸法无我相通。“反也者，道之动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和涅槃寂静是一样的意思。“缘起性空”与老子的“天 下 万 物 生 于“有”，“有” 生 于 无 ”是相通的，当中的“有”生于“无”的因缘是“道冲气以为和”的特质。这说明大乘佛法与老子的哲学体系有极大的关联性。 可见，他们这场争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派别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正统之争。是“凡夫僧”（按：平民僧）和“罗汉僧”（按：贵族僧）的斗争，是当下建立人间乐园还是当下逆来顺受，追求死后到“极乐世界”的斗争。里面透露出老子学说对佛教的影响，老子主张当下“立教施政”重建人间的和谐社会，而不是逃避现实。 六、大秦景教与“贝叶梵经” 对大秦景教最直接的记载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 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当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记载：贞观九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以上碑文记载了太宗皇帝对景教的认识，深知该教经文是“正真”，何谓“正真”？当然是“玄妙无为”的老子学说。基督教《圣经》还未传入东土，当然“正真”不是指《圣经》。为什么要推行景教呢？还差点成为国教。是因为除“正真”的老子“玄妙无为”外，还因“词无繁说，理有忘筌”。老子的“道”学到唐代已演变成“个人修炼成仙之术”，失去了教化人民之功能了。而景教继承了老子“道”学思想，能“济物利人”，因此“宜行天下”。碑文还记载：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意思是周朝衰败，老子无奈驾青牛西去传道，如今大唐依道而行，令国家繁荣昌盛，所以以“老学”为教义的景教回归东土了。碑文又记载：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唐开国皇帝李渊就尊老子为“皇祖”，李世民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老子）”，令建老子庙于毫州（《旧唐书。太宗本记》）。先有本土之“道”学，今有西来之景教，故“道无常名”；先圣有老子，今圣有世民，故“圣无常体”。把李世民的画像挂在大秦寺的墙壁上，让“圣迹腾祥。永辉法界”。那么，景教为什么与老子扯上关系呢？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公元前484一公元前430／420 年) 被称为 “历史学之父”，他的《历史》第四卷，有专门的一节记述毕达哥拉斯的伙伴撒尔莫克西司的活动。这是同时代人的记述，弥足珍贵，节录如下: 居住在海列斯彭特和黑海地方的希腊人曾告诉我说，这个撒尔莫克西司是个男人，他曾是萨摩斯的一个奴隶，他的主人是姆涅撒尔科司的儿子毕达哥拉斯。在他被释放并得到莫大的一笔财富以后，他立刻回到他的本国。这时的色雷斯人是一个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且智慧也很差的民族，但是这个撒尔莫克西司却通晓伊奥尼亚的生涪方式，通晓比色雷斯人要开明得多的风俗习惯，因为他曾与希腊人有交往，特别是他和在希腊人当中绝非最差的智者毕达哥拄斯有过交往。因此，他给自己修建了一座会堂，在那里他招宴他国内的一流人士，并且教导他们说，不论是他，他的宾客，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将要到一个他们会得到永生和享受一切福祉的地方去。正当他像上面我说的那样做和宣讲这种教义的时候，他同时又修造了一座地下室。地下室造好之后，他便避开了色雷斯人的耳目，进到地下室里面去，在那里住了三年。色雷斯人非常怀念他，为死者致哀服丧。可是在第四个年头，他在色雷斯人面前又出现了，这样他们便相信撒尔莫克西司告诉他们的一切。这段历史记录提供了几条历史线索：一、撒尔莫克西司与毕达哥拉斯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他是毕达哥拉斯奴隶，那么毕达哥拉斯到哪里，他会跟随到那里。毕达哥拉斯到昆仑三角进行文化交流，撒尔莫克西司也是参与者之一，耳闻目染，也受益良多。为日后在色雷斯发展其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二、他建立了原始宗教的团体，有教堂，有教义，有较多的信徒；三、信徒们认为撒尔莫克西司死后三年复活。如果撒尔莫克西司是波斯经教的创始人（可惜历史已无记载后面发生的事情了），那么，经教教义与老子“道”学相通就顺理成章了，怪不得李世民认为经教的教义是“正真”的华夏文化。再补充点资料，据大秦景教经典《尊经》说：“大秦本教经共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这个资料有三点启示：一、大秦本教经是经典众多，自成体系，具原始宗教所需的教义刍形，堪比《拾遗记》中老子《浮图经》垂十万字。二、“贝叶梵音”说明了经典的来历，梵音来自古印度（实际上是指昆仑三角中的阆风巅等地）。“贝叶”即印度贝多树的叶子，水沤后当纸用，可抄写经文（贝多叶即多罗树的叶子，《新唐书·南蛮传下·堕婆登》：“有文字，以贝多叶写之。”）。三、根据碑文记载，大秦景教经典《尊经》应是编辑《浮图经》而成，与《老子经》联系紧密。
贝叶经册前文摘录了很多可信史料和文字记载，提供了老子西行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宝贵线索，这次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交流对世界后来的思想、宗教、文化的大繁荣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对老学之后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参考下文《老子的最后去向和道学的发展》）。七、老子与西域道教老子西行传道必然经过西域，并以西域为基地继续向西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但荒漠的流沙几乎掩盖了老子的足迹，但往另外一面想，黄沙下面可能还较完整地保存的历史的痕迹，只要机缘到了，黄沙下面的痕迹将会叙述这两千多年前的迷人故事。昆仑中段主脉的北麓，海拔5980米的玉虚峰。作为传说中道教的发源地，玉虚峰可以说是道教弟子心中的“神山之最”。相传这里是道教元始天尊和道教昆仑派的主道场，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和道教至尊“三清”的升天之地。这里所说的“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实指的是老子，道教所谓的“一气化三清”，很多宗教神学都有三位一体的说法，如佛教所谓“法身、报身、应身”，三者归一，皆指“佛”。 所谓升天之地可理解为，老子在这里突然无有踪影了，继续西行传道。据季羡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藏文献中通常称和阗为Li-Yul”,意为李国。佛家弟子自称姓“释”，跟佛祖姓。和阗称为李国也应是这个传统，后来的于阗王族本姓“尉迟”，却自称姓李。 八、老子与文子老子去西方传道，前文已述，不再赘述。老子与文子是什么关系？老子去西方只是传道吗？《文子》一书为我们揭示老子去西方不但传道，还与各国智者进行了重建人间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文子》记录了老子西行传道时提出大量的社会改革的主张。《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范蠡师事于计然，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广为流传的，从先秦两汉至宋元，都有史料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相关史料，当属《太平御览》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中的一段话：“计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刘宋裴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稴’。”裴禀又引《范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三晋之地的文子学派和齐国的黄老学派共同形成了北方道家。《文子·上德》篇有明显的《易》学特色。《上德》解易与《彖》、《象》为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经整理于1995年公布。竹简共227枚2700余字。竹简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体地浮出历史水面。与郭店本《老子》显示的老子之学的基本倾向一致。证明了非柳宗元所说的后人所著的伪书。有人认为，《文子》是文子作著，是用来解释《道德经》的，其实《文子》一书非文子所作，而是文子如实记录老子在中原讲学和西行传道所言(除极少部分是楚平王与文子对话外)，几符全部使用老子曰的记录方式写成，相当于儒家《论语》，而非解说老子之言。《道德经》倒是大部分从《文子》中提练出来。书中大量记述老子的哲学思想、治国理念、人生智慧的语录。特别是治国理念（政治主张）篇幅最大。这些政治上的真知焯见不是一介书生坐在书桌旁能想象出来的，只能是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和大量阅读古代先贤的著作，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老子之后的很多政治家都难望其背，只能顶礼膜拜。九、《老子西行考证》的补充说明：一、汉代的“汉佉二体钱”(请参考：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2110.html)言语不通，老子如何西行到昆仑三角进行文化交流呢？
“汉佉二体钱”六铢钱汉佉二体钱在新疆和田出土，它承载以下信息：A/ 汉佉二体钱铸造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0～公元前30年之间 ，新疆一带(甚至昆仑三角一带)通晓汉文和佉卢文（印度古方言）。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量奴隶及流民为逃避战乱，远徙西域或更远，带去了语言和文字，在西域与异族混居，因此也懂得异族方言。B/昆仑三角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国际商贸中心，汉佉二体钱作为国际流通货币。C/ 这些二体钱上的骆驼和马像表明了公元前50至公元80年间的毛乌斯（Maues）阿吉斯（Azes）及其后来属于旁遮普（Pañjāb）的斯基泰（Scythian）和于阗等国王之间的曾经有过特殊关系。D/基于新疆和田一带的人通晓汉佉两种文字和语言，让老子去昆仑三角一带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二、东汉老子浮屠镜
1984年3月，河南省孟津县獐羊村出土了一块铜镜，后称“老子浮屠镜”，现存于孟津博物馆。铜镜中心位置是老子及六马拉车和佛陀四马拉车。老子头戴三角形小冠，大眼，大耳，张口，长髯，袖手，盘坐于坐垫上。左右各有四只向上飞翔的鸟，呈上下排列。左右各有一人形似西域胡人，举双臂而跪，大耳，长发上竖，举手跨步跳跃，似在舞蹈。老子坐垫之下，是排列有序的七朵莲瓣纹。老子所乘马车有六匹马牵引，昂首并列奔向前方，姿态相同。车有两轮，伞盖户牖俱全，车顶前后有两天鸟振翅飞翔，身份非常高贵。与老子对置的人物，头戴莲瓣纹宝冠，面型长圆，直鼻大眼，长耳方口，身穿交领衣， 手盘坐于方垫上，体外有羽毛，弯曲向下。方垫前方，有一支有梗有叶的莲花，可判断为佛陀。左右各有四只飞鸟，各有一长发直竖的胡人在欢呼。有四匹马在拉车，均作奔驰状，内三匹马昂首立耳，外一马回首张望。铭文表明此镜造于永元五年左右。永元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此镜显示以下信息：一、老子身份高于佛陀，天子驾六是我们古代的礼制的一种行为。皇帝级别的六匹马拉的两辆马车，即著名的“天子驾六”。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皆驾四。案《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二、此时官方公认，佛教出于道家，是道家的分支；三、胡人欢天喜地歌舞，感恩老子和佛陀的大德。以上两个物证有力支持老子西行传道的可能性及现实性。综上所述，老子西行传道是确实可信的，在昆仑三角一带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融合，提升了全人类的文化纬度。老子西行传道并非如《老子化胡经》所说的点化胡人，而是双向或多向的交流，老子把《易经》（浮图经）的精髓，如阴阳观（物性观），带给西方，并在昆仑三角一带与当地社会各阶层进行建立人间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从而诞生了《道德经》。同时，也把吠陀文化（《无有歌》）中“无”“有”（物相观）带入到《道德经》中。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把物性观和物相观统一起来。这样例子还有很多，如《大森林奥义书》：“这自我是一切众生的主人，一切众生的国王。正如那些辐条安置在轮毂和轮辋中，一切众生、一切天神、一切世界、一切气息和一切自我都安置在这个自我中”。与《道德经》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都是用车轮毂与辐条来比喻“无”与“有”的作用。这样的文化交流，对物质的存在和嬗变产生了深刻认识，把人类对宇宙的感性认识（或神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提高了一大步！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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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老子西行后的去向
据唐道宣《广弘明集·笑道篇》说：“尹喜在罽宾檀特山访老子。西汉扬雄《蜀王本记》说：“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唐末前蜀杜光庭《青城山记》引《上清记》云：“神仙王方平，领仙士万五千人，以镇此山”。把三条史料联系起来，便找到了一条极重要的线索，说明这里有一个大致的计划：老子在罽宾国檀特山应尹喜的要求，已把昆仑实验总结成理论，在文子等人的协助下，著成了《道》与《德》两篇，交尹喜作为推行中国改革的纲要。此后，尹喜带领浮图邦的一部分“东土弟子”，如王方平等，返回中国内地行道，推行社会改革；老子本人则计划更广泛地考察波斯、印度，然后两人再相会，时间约千日，地点在成都青羊肆。为什么决定相会在成都？这与他们计划的归国路线有关。他们计划从印度东北，经缅甸进入今之云南、四川。“《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还提到一条从今云南到印度的道路……在西汉武帝以前，它就已经存在，而且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 另，三星堆考古发现有大量象牙制品，据考证，四川没有大象，大量的象牙制品只能从印度和缅甸入川。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古代有路从印度通四川。三星堆文化距今约三千至五千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共出土80多枚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门齿。
三星堆考古现场十一、老子与一众弟子在中国推行社会改革的计划老子与弟子们到西方传道，不但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流，还与当地社会各阶层进行了以浮图邦的模式建立人间和谐社会的社会实践。在这次交流中，老子的团队学习到印度和波斯利用宗教、学术影响统治者的有效方法（如琐罗亚斯德致力于争取国王的支持，宗教和政权结合。还有印度各宗教势力的组织扩张，形成了不可小觑的宗教力量），建立以弟子为核心的秘密政治团队，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步骤有三：一、建立基地；二、培养人才，渗透到各国的政权核心，成为核心幕僚，将来无论是谁一统天下，老子的政治理念都可发挥重要作用；三、在民间，组织宗教团队，集结民众力量。首先谈谈建立基地的问题，众所周知，一、蜀地远离中原，统治力量较弱，可谓山高皇帝远。二、蜀地众山环抱，山脉综横，但有四川盆地，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美称。易守难攻，有足够的资源保障团队日后的大发展。所以，以此为基地是上上之选。关于人才培养问题，我将从归谷子（鬼谷子）谈起。我们知道，若要实现平天下的伟大构想，必须有一个紧密而又宠大的团队，分工周密，需要大批经天纬地之才。而这些人才不能网罗，只能自已培养，方能保证队伍的纯结性。基地既定，接下来就是实施人才培训计划了。说起鬼谷子，大家都觉得如雷贯耳，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他是道教祖师之一，又是纵横家的鼻祖，学识广博。史书说他是长短纵横的谋略家；传奇中说他是神通广大的智者；宗教故事中说他是未卜先知的神仙；民间流传中说他是预测吉凶的命相家。在文化史上，他是与孔子、孟子、庄子、孙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先哲齐名的学术大家。诚然，鬼谷子并非一个人，而是一群老子的学生，名为归谷子。（清）彭洵《青城山记》云： “按《升庵集》：青城山一名天谷山，今作天国，非。又《山海经》：西南黑水之间有‘广都之野'。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黑水广都今之成都，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是天谷即青城，非青城中别有洞天一天谷也。”最初的 “成都”就是“青城都”，在青城山，又称天谷(即天府)。“青城传说人物，除以上道书所述，近于历史记载的有：见于 (晋)谯秀《蜀记》的有“蜀中八仙”：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张道陵、范长生、李八百、严君平(严遵)，尔朱荣。可见，老子的弟子集结于成都，时称归谷子。归谷子变成了鬼谷子，是以讹传讹，而且讹称成鬼谷子更显神秘感，有利于老子这个秘密政治团体的活动，一般人不敢进去一探究竟，这样，讹传直至今天。归谷子们在王诩的带领下，建立了高等学府，以老子的学说为指导，建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学科。大名鼎鼎的学生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李斯、吕不韦、白起、李牧、王翦、徐福、毛遂、范蠡、甘茂、乐毅、魏昂、茅蒙、要离、范雎、猗顿、田穰苴、蔡泽、邹忌、郦食其、司马错、蒯通、黄石、公孙衍、魏僚、曹刿、荀跞、魏章、西门豹、魏成、王龁、文种、田骈、白圭、吕耕、范睢、李冰、赵奢、田单、李悝、匡章、陈轸、许行、石申、甘德、剧辛、邹衍、郭纵等500多位精英，这些弟子进山之前都是无名小卒，出山后个个大放异彩，出将入相，名流千古！这些，都非一人之力能办到的，而是团队的力量。老子智慧之处是，多方向各政权核心渗透，不管谁胜出，都能保证老子的学说能够推行，典型的例子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削弱和铲除诸侯等势力做大，这与老子的“小邦寡民”相通。刘邦夺取政权后，作为刘邦核心幕僚的张良是老子的徒孙辈。之后，文帝和景帝都推行黄老之术。出现了文景之治。所以说，老子的社会改革计划实施，获得部分成功，但离建立理想的人间和谐社会还有一定距离，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非人力可为。下面谈谈通过宗教的力量，集结民间的资源。从老子学说到道教（宗教化）有一个较长发展的过程，老子的学说是天道文化，政治理想是建立人间的和谐社会，很明显，这种理想在当时是不讨统治者喜欢的，生存和发展阻力重重。老子及其弟子受火袄教和印度宗教的启示，与尹喜相约到成都汇合时已有计划建立宗教团体，立教施政（文子语）。但道教成立时，老子早已仙逝多时，该计划只能由老子的弟子实施了。据史料记载，袁宏《后汉纪》卷十亦谓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对黄老偶像进行膜拜与祭祀，已透出黄老的宗教气味。汉末，张道陵在四川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鬼道”、“天师道”。“五斗米”道的宗旨和教义是：教民“诚信不欺诈，不偷、不抢、不贪沾小便宜”和“人人平等，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信道行善，德行为先”，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见《缨络经·有行无行品》）.(详情可参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87ce60101pqnx.html)。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黄老道。张角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事情。在这个太平世界里，既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础上，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这也是太平道的基本教义和宗教理想。《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资治通鉴·灵帝纪》光和六年载:"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后汉书·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从宗教上解释，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仑"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 使道教开始以教的形式出现,奉太上老子为最高崇信,奠定了几千年的道教历史。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众起义，攻占汉中部分地区，以配合东方太平道策动的黄巾军大起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委张修为别部司马，又委张鲁为督义司马，兵合一处，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张鲁又杀张修，吞并其部众。刘焉死，其子刘璋继位，以张鲁不听调遣，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自立。东汉王朝因忙于在东方剿杀黄巾余部，无力西讨，乃采取怀柔策略，委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借机在巴、汉地区推行正一道，并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号称"师君"，为天师道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初入道者称"道民";入道已久，并信道入精深则任"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祭酒则为一治道民之本师，并要定期聚会参访。张鲁这些社会管理方式完全符合老子的政治主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安有不信。猷呵，其贵言也。功成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不设官吏，民众自治。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正一道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他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使汉中成为下层民众心中的一方乐土，仅关西民众从子午谷投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在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张鲁以五斗米道据险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我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尝试。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在阳平关防线被破后，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张鲁的降曹，五斗米道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西晋武帝泰始(265-274年)时，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徒众以千百数"。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五斗米道首范长生的支持下，率领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数万人，在益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东北)起义。起义军大败西晋官军及地主武装，进围成都。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阵亡，其子李雄继起，于次年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又次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据蜀中凡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可谓又一块安乐太平之域，其业绩可与张鲁时代的汉中五斗米道政权媲美。这些政治理念，都是践行着老子建立人间和谐社会的理想。可见，说老子是出世之人，的确是千年误传。老子不但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建立人间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但在西域创办了“昆仑实验”，其弟子在老子的规划下，在老子学说和昆仑实验的基础上，还在中国蜀地进行了“立教施政”的伟大实践。五斗米道、太平道等团体就是其中著名的团体。与此同时，随着张鲁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迁长安、洛阳、邺城三辅之地，五斗米道也由巴蜀、汉中一带向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域流传，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晋时，五斗米道不仅拥有广大下层民众，而且得到了上层豪门士族的崇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五斗米道世家，如琅琊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并将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共尊钱塘人杜子恭为首。杜子恭死后，其弟子琅琊人孙泰继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泰的侄子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八郡骚动之机，率众起义。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与其部下数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卢循率领义军余部，转战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坚持斗争近10年。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亦投水而死。这是五斗米道策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参加的群众有数十万，历时13年，纵横千里，给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鉴于此，封建统治集团意识到正一道对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故而决定对其进行正统化改造，以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谦之和陆修静、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从此，道教就去政治化或依附权贵了。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但建立人间的和谐社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将与人类共存！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让人类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革新？这个关符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法回避。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的回答！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的理性选择！其他呢？时间不多了。这个星球现在真的需要一次类似两千多年前老子与各国智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把人类文明提高到新的维度，避免人类掉进万劫不复深渊的悲剧。下期预告：《道德经》帛书版编译杨振声及其团队欢迎您进入我们的微信交流群（免费），继续深入探讨老子大道文化及其运用。来吧！让我们携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让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智慧！入群请加下面群管理的微信号为好友，他会请您进群。交流群管理：星河微信号：xingh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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