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摘录一 士志于道

来自：侠之大者的博客
　　毛泽东的人格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产物，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历程是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历程的人格投影。它以个人“小我”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民族走向新生的精神悲喜剧。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态是我们今天反思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窗口。

　　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是毛泽东文化心路历程的基本走向。但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使这一历程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以致于晚年毛泽东在执着地超越一切旧文化时，恰恰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向旧的文化传统复归的倾向。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毛泽东得以成就其辉煌革命业绩的重要依据，但也正是由于与传统文化存在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的社会文化实践最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从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存风格，到人格信念，毛泽东精神世界的每一个侧面，都深深地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之流中，毛泽东身上始终保留着一条维系其心灵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之联系的精神脐带。没有毛泽东，我们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会是什么样一种局面；而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是根本无法想象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会诞生这样一位神奇而独特的毛泽东。

　　能否在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悲喜无常的人生境地中，始终不渝地坚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是评判一个人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对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坚守，正是其政治气节和操守的体现，是其区别于无廉耻的政客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中，这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即是所谓的道”。“士志于道”，闻道、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是儒者的天职所在，是儒者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理念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便是要求政治权力(势)的运作必须接受“道”的导引和规范。“道”体现的是一种合理的人间秩序，故在不同的人那里，“道”往往便有截然不同的内涵。于是，“道”有正邪之分，有王霸之别。尽管如此，在正统儒家那里，“道”总是与社会群体利益相关联。换句话说，合乎“道”所规定的人间秩序，必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因而，历史的逻辑必然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理念上来讲，“天地间，惟理(道)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也，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又势之所恃以为存在者也”。   

　　贯穿毛泽东全部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就是“民为邦本”，或者说“人民就是上帝”。始终以解除民众的苦难作为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构成了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尽管晚年毛泽东在探询“人间正道”的实践中也发生了种种失误，但就他在任何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依然始终不渝地追寻和捍卫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人间正道这一价值立场而言，他的确无愧为“士志于道”这一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传统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终其一生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为平民的解放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价值情感与立场，与儒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真正的儒家，他的眼光必定是投注于眼前的世俗世界的。“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

　　毛泽东向往的不是社会精英独享社会特权，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也不是厌世逃禅的现代隐士的洁身自好，而是小人借君子之“援手”而得救，整个社会不分君子小人，济济一堂，共济圣域的大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