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摘录三 崇尚道德人格

来自：侠之大者的博客

毛亦尚佛：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持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佛家寺院往往就成了他和他的同伴们讨论人生价值的重要场所。

佛学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同儒学关于“人皆可为尧舜”相契合，佛学与儒学都肯定任何社会个体，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持之以恒的身心修炼，最终都可以达到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即成佛成圣。而一旦社会众生均达到了这样的生命境界，人类社会终极性的理想境界（“佛国”或“大同”）也就随之降临了。

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毛泽东始终都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他期望每个社会个体都能树立起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目标，能够摆脱世俗物欲的束缚，没有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小心眼，不会将精力浪费在婆婆妈妈的生活琐事上，更不会终日沉迷于物质享受上。


内圣外王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最核心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实质是高度推崇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以及社会王道秩序的维护的决定性意义，强调主体的道德人格是一切社会价值创造的终极源泉。

孔子以“仁”为立说之本，奠定儒家“内圣”说的思想根基。

五四知识精英认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从思想启蒙、思想革命入手。把国民精神世界的变革视为从事其他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评：实际上，思想文化对社会影响是有限的，利益机制作用来得更直接，如分田、土改。）

毛认为：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毛泽东屏弃了那种单纯依靠个体主观上的道德内省功夫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个体必须积极投身现实的社会斗争实践，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灵魂，使自己从思想到情感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最终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无利、忘我的“纯粹的人”，即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一方面是因为纯洁的革命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是社会主义实践得以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主观世界的改造，“共产主义的新人”的造就，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最重要的内容和目的之一。

毛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一发达已耳。若人生仅为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流露出以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作为社会理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依靠农民革命，一方面是客观历史条件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一以贯之的注重思想改造，并坚信人的思想性格具有可塑性的思维模式合乎逻辑的产物。

毛泽东真诚地期望，通过思想改造使中国人的思想灵魂真正得以重塑，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人格理想的道德化倾向更是日趋浓厚，在晚年又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引“斗私批修”的道德重建上。诚然，在《五七指示》这一“文化大革命”建设“新人新世界”的重要纲领中，毛泽东曾表达过打破分工界限，使每个人都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引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⑩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愿望。但实际上这不意味着毛泽东主张以身心的全面发展作为新人的理想人格。第一，当年毛泽东试图以人为的方式来打破社会分工，消除三大引别，这本身就带有主观幻想的色彩，其本意主要也是希望由此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的完全平等。因而这种“新人”观念，与马克思所讲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回事。第二，就思想注意力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塑造新人的问题上，真正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思想改造，彻底解决破私立公的道德观念问题。正如《解放军报》1966年u月3日的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所概括的那样，“破私立公，是改造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文化大革命”“这场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进行的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破除几千年来的私有领域重进行的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破除几千年来的私有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观念的革命’’。这场大树一个“公”,大破一个“私”字的“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大革命，就是要通过不断地进行“斗私批修”，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整体政策措施，来彻底消除人们思想意识里残留的私欲，消除注重个人利益、注重世俗生活享受等“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和生活方式，使人们都达到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盼崇高思想境界。这种思想改造和新人塑造，自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宋明理学那种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慎独功夫，来追求“廓然大公”的“圣贤气象”的致思倾向。

以圣贤作为普适的理想人格，必须以一种特殊的观念预设为前提，那就是相信人性可塑，相信世俗世界的每一个凡夫俗子，无须借助于外力，只要通过自身在尘世间的刻苦磨炼，都可以实现自我超越，把自己的人格提升到圣贤那样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这一观念预没正是儒家文化区别于基督教文化的二仝显著特点。儒家在宗教氛围相当淡薄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对生命个体所具有的自我拯救、自成圣贤的超越性能力，始终保持着一种自信、自足的乐观意识。孔子虽然叹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司矣”，“圣人”在他心目中，指的是可羡而不可见的，尧、舜、 禹及文王、周公一类的帝王圣贤。但孔子也从未否认凡人成圣的可能性，事在人为依然是他的一个基本信念。他曾无不自信地指出：“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孟子对照圣贤的崇高人格，产生过相当深沉的忧患意识：“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但这种忧患却完全不同于基督徒充满负罪感，企盼获得上帝救赎的意识，它肯定了圣贤的人性，否定了圣贤之为圣贤是因为他们禀赋了某种神秘的神性。孟子从道德忧患意识中引伸出的是“如舜而已矣”，是追随圣贤自成圣贤的道德意志。

晚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战略失败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思想重心更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试图从思想文化，从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当中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捷径。这一时期毛泽东最为担忧的不是经济不能腾飞，是人的思想“变修”的危脸性，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可能性。从而，重塑中国人的思想灵魂，以思想的革命化来“反修防修”和巩固红色江山，就越来越多地占据工毛泽东的思想视野。晚年的毛泽东觉得“四个伟大”讨嫌，表示只[愿保留中国人民的“导师”即教员的称号，这足以表明改造主观世界，变换中国人的“民质”这一新“内圣”事业，在他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主体世界区分为知性主体、德性主体与审美主体的话，那么，儒家的内圣之学则是明显地偏重于德性主体。所谓“内圣”的圣贤人格，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人格。 青年毛泽：它所高扬的是一种超越于世俗利欲之上的崇高的道德精伦理学境界，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坚韧的道德意志。

特别是宋代以降，在佛教文化的浸淫下，儒者援释的思路纳入儒，一味热衷于明心见性的内省功夫，沉溺于所谓的孔颜后来提倡德处而留连忘返，置外王事功于不顾，先秦儒家内圣外王并重的思想性格一变为内圣彻底压倒外王的思想格局，内圣之学脱离外王之学，具有了独立而自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