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凶邓小平——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八

饿死人事件，作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难辞其咎。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一、浮夸风始作俑者之一
令人深恶痛绝的浮夸风，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与刘少奇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1、1958年9月底，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后指出：“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2、邓小平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该县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3、1958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林铁、于彤轩陪同下，前往天津霸气参观亩产十一万斤的“卫星田”，且由人托扶，竟站在稻子上与人合影留念。下图自左至右分别是林铁、刘澜涛、邓小平、杨尚昆。



4、还有一幅邓小平等人站在稻穗上的照片,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照片下面标有“邓小平同志与亩产万斤粮的有功人员合影留念”的字体。
照片不同于文章，醒目、直观，一目了然。这两幅照片，对于当年全国愈刮愈烈的浮夸风无疑是火上浇油，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
二、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
邓小平与刘少奇同为共产风的始作俑者。他还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如果说当年大办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意志的体现，那么，城市人民公社的“蓝图”则出自邓小平一人之手笔。城市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邓小平理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处女开篇。
1958年9月底，邓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等人陪同下，视察了东北三省。视察中，他竟突发奇想，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城市人民公社系一新生事物，试问如此重大决策，政治局讨论过没有？有没有形成决议？就现有材料来看，这完全是邓小平一时心血来潮。既然未经政治局讨论，更未形成决议，缘何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胡乱指示？！邓小平的党性、原则、霸气，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城市人民公社这幅蓝图，对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说，早已成竹在胸。他是这样描绘的：“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的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在中国第一个鼓吹共产主义近在咫尺的是刘少奇（参看我的博文《祸首刘少奇——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五》，刘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领导的谈话），再联想起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给刘少奇摇鹅毛扇的”这句话，加之邓小平谈及城市人民公社说话没商量的那种语气，樵夫怀疑共产风的第一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邓小平而不是刘少奇。所幸由于后来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粮食形势日趋险恶，邓小平不得不把他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藏掖，否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罪恶言论炮制者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面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鼓吹“丢卒保车”的歪理邪说。当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对此质疑时，李井泉竟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参看王东渝（化名车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草——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李井泉对他的主子的话，可谓心领神会，活学活用。
正是邓小平的这一“说教”，造成了农村与城市饿死人现象壤天之异的不平衡性。京、津、沪得救了,而几千万农民则遭殃了。其结果，京、津、沪及所有城镇户口的全都拿到了生牌，而几千万农民同胞则死定了。统计数据表明，全国饿死率最高的我们安徽省，活活饿死了600多万（实际饿死人数超过800万），而天府之国的四川则饿死了800多万（实际饿死人数超过1100万）。我是安徽宣城人，宣城，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在那风调雨顺的几年中，活活饿死的亦多达几十万之众。我是农民的儿子，难道农民该死吗？！这笔血债我们要永远记在邓小平等人的头上。
四、把狂热进行到底
自1958年9月以来，毛泽东不遗余力地纠“左”。然而，正如吴冷西所说：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处于少数，声音微弱。故在反“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斗争中，毛泽东只能或大声疾呼，或“气急败坏”地骂娘，或公然与刘少奇、邓小平分庭抗礼，甚至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直接下书给包括生产小队队长在内的六级干部。毛泽东声言，他要站在五亿多农民和一千多万生产队长一边，“右倾”到底，直到被开除党籍（出处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博文），甚至扬言：“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4页）......多么英明的领袖，何其稳健的“艄公”（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称，樵夫将发表一篇题为《第二次遵义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博文）！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无疑将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史册。樵夫有言，在七大领袖中（林彪除外），在那疯年魔月的日子里，众人皆醉，唯毛独醒。
毛泽东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主要针对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的。然而，那位不可一世的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刘少奇怎会理会毛泽东的正义之声。至于邓小平更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早在1956年八大上，他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就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不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他无视毛泽东对他的多次警告，我行我素，非把祸国殃民的浮夸狂热进行到底。他公然反对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与毛泽东对着干。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官方当时及现在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亦有相同的记载，博主注）各位博友、网友如今都可以在关于八届六中全会的词条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看到如下完全相同的定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天下反毛者，看到这些白纸黑字时，该闭嘴了。博主注）然而，邓小平却无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竟然于1959年2月向第一线的助手们下达指示“要热不要冷，要有与去年一样的干劲。”（引自伍晋南1959年2月14日的讲话，见纪要，广西X1-25-316，PP.8-9)八届六中全会后的这一时期一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撤退”或“冷却”期（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86页）。然而，在这一节骨眼上，邓小平竟大肆鼓吹“要热不要冷”，居心何在？！邓小平贵为总书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邓小平的这一胡言乱语将给中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五、权力大得惊人的邓小平
在“七大领袖”中，邓小平排行老七，是唯一不是副主席的常委，可他的权力却大得惊人。“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大跃进中许多决策就是出于中央书记处。”（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明镜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02页）连毛泽东都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大跃进期间，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许可权，架空了周恩来和国务院。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国务院成了书记处的办事机构。”（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03页）周恩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承认：“我们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正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权力可谓大矣！
实际上，邓小平不只是书记处总书记，他还身“兼”多职：“农业部长”，“计委主任”，“国务院总理”，他还是当时世界上两家最大的“谎言公司”——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真正掌门。众所周知，诸多荒诞不经、天方夜谭的“新闻”，如“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亩产十一万斤”的特大新闻、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文以及上文提及的邓小平站在稻穗上留影的两幅照片全都刊登在1958年的《人民日报》上。对此负全责的当数刘少奇、邓小平，尤其是邓小平。（详情请参看吴冷西的《忆毛主席》）
樵夫在撰写本系列博文时，曾把刘少奇、周恩来列为饿死人事件的第一、第二买单人。现在，通过对当时三大一线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综合考量，仔细比对，樵夫以为，饿死人事件的真正的第一买单人，非邓小平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