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性问题

两宋时期的性问题

张邦炜

引言

称中国大陆上世纪中后期为性禁锢时代，恐怕不算太过分。进入上世纪末，时移俗易，“谈性色舞”大有取代“谈性色变”之势。就学术界而言，探讨性文化、性历史、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批性学著述虽多有涉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处，但大都出自社会学与性医学研究者之手。仅翻阅一二，已受益匪浅，只是对其中较为常见的两个论点，不甚了然。现不揣谫陋，略抒管见于次，敬请各位指教。

其一,“中国的性禁锢一向很严厉”， “封建社会的性道德，主要是性禁欲主义。性道德观念可概括为――性欲为恶，禁欲为善。”1 “一向”二字，似欠准确。据性学家马尔库塞研究，人类的性文明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再到非压抑性文明。福柯则表述为从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到后来的性压抑期，再到现代的性解放期。2 措辞不同，含义相近。渡过原始时代的性自由奔放期之后，中国传统时代的性文明无疑属于压抑性文明，但将其概括为性禁欲主义，或许言过其实。《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眼下学者常常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即可证明，孔孟之道承认正当性行为与适度性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非将作为人的本性的性欲笼而统之地等同于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称：“房中者，情性之极”；“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可见就主流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提倡禁欲，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节欲；基督教反对性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有节的前提下予以认可。这些不是本文主题所在，此处毋庸细说。

其二,中国性学发展史“有如一双峰的马鞍形――始源于远古商周，筑基于春秋先秦，鼎盛于秦汉隋唐，阻滞于宋元两朝，徘徊于明清近代，发扬于新建中国。”3岂止“阻滞”而已，甚至将两宋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之一。至于其表现则有理学倡导禁欲，朝廷厉行性禁锢以及“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房中术著作”，并且其中“创新思想不多”4 等等，并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受理学思想束缚和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从前我的某些看法与此相似，如今始觉欠妥。本文貌似就教于人，实则自我反思。

一、禁欲、纵欲与节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理学对两宋社会的影响曾经被无限地夸大，对理学家们的学说与主张有不少误解。当时，学界普遍认定：理学（即道学）是两宋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理学家视物质欲望为罪恶源泉，奉行禁欲主义。这些观点在近年来刊行的某些性学著述中不断地被沿用。其实，理学之名始于元□，理学之盛始于淳熙，理学差可称为官方哲学已迟至宋理宗时。《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如果说“元□党籍”理学家尚属受牵连，那么“庆元党禁”矛头直指理学。如所周知，程颢、程颐、朱熹生前并不得意，死后吃冷猪头而已。两宋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绝非理学的一统天下。就性观念而言，禁欲、纵欲、节欲三种主张同时并存。

主张禁欲的恰恰不是（或主要不是）理学家，而是某些传授长生之术的方技之士。他们宣称，情欲有碍健康，绝欲即可少疾。皇甫坦即是一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传下·皇甫坦传》载，宋高宗一再“问以长生久视之术”。他的回答是：“心无为则身安”；“先禁诸欲，勿令放逸。”高宗于是“书‘清净'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将皇甫坦奉若神明，直至81岁去世。后人认为：“高宗之寿，亦由禀厚而寡欲尔。”5禁欲长生之术据说颇有奇效，并且例证并非仅此一端。此外，如临淄（即今山东淄博）麻希梦虽年逾九十，仍身体康健，宋太宗召至开封，访以养生之理。他回答道：“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6司马光的门人刘安世从47岁起“绝欲”，相传从此“未尝有一日之疾”。他宣称：“自绝欲来三十年，气血意思，只如当年。”陈了翁赞许他：“凡绝欲是真绝欲，心不动故。”程颐的弟子谢良佐中年禁欲，他说：“色欲已断二十年来矣。盖欲有为，必须强盛，方胜任得，故断之也。”7 然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禁欲违反生理规律、完全脱离实际，对身体健康有大害而无小益，实不足取。何况要做到“真绝欲，心不动”，谈何容易。苏轼说：“养生难在去欲。”8 周密感叹“欲之难遣”，并以苏武、白居易为证。他说：苏武“啃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然不免与胡妇生子于穷海之上。”白居易“佛地位人，晚年病风放妓，犹赋《不能忘情吟》。”周密由此得出结论：“此事（即色欲）未易消除。”9 照此看来，方士禁欲长生的说教对宋代社会的实际影响不会太大。

在方技之士中，除禁欲长生的说教者而外，还有纵欲养生的倡行者。“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彭祖10 “御女多多益善”11 一类的传说，“采阴益阳”、“以人补人”的纵欲养生主张，前代早已有之。纵欲论盛行于魏晋时期，并波及隋唐两代。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名医孙思邈居然也宣称：“幸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12宋代倡行纵欲的方士，以武当（在今湖北十堰市东北）张三峰（一作“三丰”）名声最大。宋徽宗拟将其召至宫中，仅因道路梗塞而不至。南宋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载：“世传三峰采战之术，即托黄帝元素之名，以为容成公13 、彭祖之所以获高寿者皆此术。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丧其躯，可哀也已。”愚谷老人的外祖父便是受害者之一，他“为大理评事时，得此术，两脸如桃，年过七十，竟为此术所害。”与柳永齐名的北宋词人张先“年过八十五矣，尚闻买妾”，14 或许也是照此行事。在宋代，公然鼓吹纵欲者为数较少，并备受指责。如杨万里便以幽默的口吻，嘲弄纵欲者：“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15然而纵欲论对宋代社会上层的实际影响不小。

至于理学家，大都遵循孔孟之道，既不赞成纵欲，也不主张禁欲。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16 朱熹进而强调：“去人欲，存天理。”17 然而从前学人将此作为程、朱宣扬禁欲主义的铁证，则是出于对“人欲”一词的误读。程、朱此处所说“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18 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肯定物欲的言论。如二程说：“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19“圣人所欲，不逾矩。”20程颐明确主张：“为君当与民同欲”。21 朱熹甚至认为：“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22 他将“欲”区分为“合不当如此者”与“合当如此者”，其界线在于是否“逾矩”。并举例予以说明：“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23 在他看来，“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24可见，理学家的思想虽然较保守，并有反对追求美好生活之嫌，可是他们的主张毕竟不是禁欲论，而是节欲说。程颐说：“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25 常被后人引用，为其“法当节欲”的主张张目。值得注意的是，主张节欲者绝不仅限于理学家，与朱熹曾论战的陈亮同样主张：“因其欲恶，而为之节。” 26于是，节欲说在宋代压倒禁欲、纵欲二说而居于上风。

二、宋代性学是否阻滞不前

关于性学的发展阻滞于两宋，多位性学研究者都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其中一位如是说：“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盛行，性医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很少有房中专著流传，只在若干有关养生的医著中偶有提及。”27性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疾病的发病率。综观人类文明史，性医学的大发展都出现在性疾病的大流行之后。两宋时期无性疾病流行的迹象，性医学无大发展，自在情理之中，恐与程、朱理学关系不大。在漫长的传统时代，确有不少房中专著失传。究竟有多少失传于两宋时期，是个尚待求证的问题。就宋代以前的房中专著来说，宋代所藏肯定多于现在。只要将宋代目录学著作与传世古籍目录稍加比较，即可证实。然而性学研究者讲到传世房中专著多以“文献浩翰”相称，说到宋代则以“流传很少”相贬，只怕欠妥。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的估计与此不同，他指出：“医经传于世者多矣。”28所谓医经，当然包括性医学专著在内。此外，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其一、宋代并未禁止房中专著。当时多次禁书，禁止的通常是“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29程颐等人因系旧党中人，朱熹等人因系道学中人，他们的著述分别在宋徽宗时、宋宁宗时一度被禁。两宋王朝的禁书之举均出于政治需要。

其二、两宋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房中专著是否少于唐代，不宜轻易下结论。《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葛洪《玉房秘术》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葛洪《葛氏房中秘术》一卷，而《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由此得出宋代少于唐代的结论，似乎勉强了些。葛氏二书是否系一书二名，其内容是否是其《抱朴子·内篇》中《至理》、《微旨》、《释滞》、《极言》等有关房中养生篇章的结集，因葛氏二书已佚，一时尚难查证。相反，《宋史》著录而两《唐书》未著录者亦有之，如《王母太上还童采华法》一卷。从其书名看，讲述的是“王母30无夫，好与男童交”，采阳“养阴得道”，31当属房中书。其内容或系无稽之谈，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颇有张扬女权的意味。

其三、两宋社会上流行的房中专著无疑多于目录学著作所著录者。如晁公武在编纂《郡斋读书志》时，将某些荒诞不经的所谓房中专著删除。他说：“若夫容成之术，虽收于（刘）歆辈，以荐绅先生难言，特删去不录。”32 如今学界公认的性学名著则几乎一概予以保留。这似乎正是其社会责任感与科学精神的体现，应视为对性学发展的贡献。但《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房中专著多于《郡斋读书志》。

性学在两宋时期虽无大发展，但有小进步。在药物方面，如“秋石”即纯净性激素的提炼及推广。据沈括记述，起初“广南有一道人，惟与人炼秋石为业，谓之还元丹。”“久之，道士方许传”，渐渐“世人皆能之”。据说，有关疾病“服此而愈”，“此药不但治疾，可以常服，有功无毒。”33在医疗方面，如南宋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对女性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贡献尤大，他在《妇人良方》一书中对“梦交”等性心理疾病及“接交所伤”等性生理疾病都开有处方，有的至今仍应用于临床。34 两宋时期的性科医师以王继先最有名，原因不在于其医术特别高明，而是由于他是宋高宗宠信的御医。35建炎二年（1128），金军突袭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惧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后宫皆不孕”。36 王继先劝高宗服仙灵脾即淫羊藿以益阳，据说效果不错。高宗赞许道：“顷冒海气，继先诊视，实有奇效。”37 王继先的医术源渊有自，其家“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38 其长子王悦道仍业医，翰林院医官王继善很可能是其弟。39 像“黑虎丹王家”这样以治疗性病见长的医药世家，在两宋时期恐非绝无仅有。

宋代对性学的贡献似乎主要不在于性医药，而在于性观念。如南宋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系我国古代的性学名篇之一。此书有两大长处，一是在古代性书中往往荒诞无稽之谈甚多，此书明显减少。二是对于“御女多多益善”一类的纵欲说教，因事涉古圣贤，前代虽有批判，往往曲折委婉，此书直截了当，较为深刻有力。其短处在于不够全面，虽然其主旨在于宣扬“减节嗜欲”，但对性欲这一人的本性未作正面肯定，不免有主张“绝欲”之嫌。与《延寿第一绅言》相比，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40就全面、系统多了。此书虽刊行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但李氏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宋亡时已年过半百，并且书中论述皆有凭借，他只是编纂乃至抄录而已。《参赞书》卷一《天元之寿精气不耗者得之》实可视为宋代性学的总结性著述。此卷开篇首先肯定“欲不可绝”，接着强调“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并且指出“欲有所忌”、“欲有所避”。书中虽以节录前人论述为主，但能推陈出新。他既肯定性欲：“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又反对纵欲：“长生至慎房中急，何为死作令神泣。”“以有极之性命，逐无涯之嗜欲，亦自毙之甚矣。”其基本主张是节欲。他先设问：“女不可近乎？”接着引用前贤佳言，剀切予以回答：“节之。”从总体上看，此卷所论相当精当。

三、两宋社会繁荣“娼”盛

卖淫嫖娼向来被人们视为最为严重的性放纵，两宋王朝果真实行性禁锢，势必禁娼。但史实是，同历代王朝一样，两宋王朝并不全面厉行娼妓之禁，并且还直接掌握着一大批服务于官府的官妓和服务于军队的营妓。至于中国古代之所以不禁娼，“完全是由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角色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学家已有论述，可供参考。41

认为两宋王朝禁娼，实在是个误解。当时所禁止的仅仅是官员到妓院嫖娼，将官妓、营妓据为己有。宋人有“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院”之说。4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委巷丛谈》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禁止的范围与程度，前后又有某些变化。如张舜民《画墁录》称：“嘉□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由于有禁令，官员因违禁受处分的记载确实不少。如宋仁宗时，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蒋堂因“私官妓，徙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右正言刘涣因“顷官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宋神宗时，宋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43然而有以下两点不能忽视。

一是官员嫖娼揭露难,之所以被揭露往往是由于官僚集团朋党纷争，或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如庆历年间，监进奏院苏舜钦等因“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权同判太常寺王洙等因“与妓女杂坐”44而受处分，分明是党争所致，被政敌陷害。其实，苏舜钦等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朝廷的有关规定。宋孝宗时，知台州（今属浙江）唐仲友因与营妓严蕊“为滥”而被解职，45公开出面弹劾唐仲友的虽然是浙东提刑朱熹，但根源在于唐仲友与台州通判高文虎之间的纠纷以及朱熹与王淮的矛盾。46

二是官员嫖妓处分轻，往往不久官复原职，甚至飞黄腾达，受到严惩的是妓女。如绍圣末年，知杭州祖无择“坐与官妓薛希涛通”，薛希涛被“榜笞至死”，47而祖无择不久即奉诏还朝，出任知通进银台司。唐仲友案发，严蕊“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48唐仲友则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更有甚者，官员嫖妓根本不受任何处分。皇□年间，范仲淹在知杭州时，处置其下属、知钱塘县韩缜，即是一例。韩缜“眷一妓，尝宿其家。”岂止如此，还公然将娼妓家里的中堂作为县衙的大堂：“一日晏起，县吏挟之立门外，候声喏。”韩缜“即升妓家中堂，受喏。”次日自知铸成大错，“解官自劾”。范仲淹“即令还职”，只说了一句半赞许半开导的话：“公杰士也，愿自爱。”韩缜我行我素，“复携此妓游西湖，恋恋一月不去。”而范仲淹则“置酒饯之，召妓佐酒”，待韩缜酒醉后，叫船将他送走，让他一走了之。此事对韩缜后来的仕途毫无影响，他反而步步高升，元丰年间知枢密院事，哲宗初年拜相。人们竟以此为例，赞扬范仲淹“爱惜人才，襟量不可及。”49

如此禁止官员嫖娼，势必收效极小。难怪官员与娼妓往还、爱恋乃至发生性行为，均肆无忌惮。历任各地地方长官的苏轼晚年坦陈：“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50宣和年间，某两府官出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公然宣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51在宋代，岂止声名狼籍的巨贪权臣、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多数官员通常都与娼妓打得火热。直爽者如寇准，他与歌姬过从甚密，并如是说：“人生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52清正者如范仲淹，他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时，爱恋一官妓。离任后仍恋恋不舍，捎去胭脂并题诗：“江南一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53豪放者如辛弃疾，不仅有田田、钱钱两名能文会诗的姬妾，而且在丹徒（今属江苏）“每燕必命侍妓歌其作”，54在上饶（今属江西）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55难怪北宋梅询在其《瘴说》一文认为：“仕有五瘴”即“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并指出：“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帷簿”指私生活，、“瘴”的引申义是恶性传染病。所谓“仕有五瘴”，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官场常见五大腐败现象”。南宋陈郁在其《藏一话腴》中加以征引之后，颇有感触地说：“此说深中士大夫之疾。”56

官员嫖娼毕竟有禁令，对于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他们虽然是官员的后备队，但朝廷则无嫖娼之禁。尽管陆九渊如此教训门人：“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倡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57 然而这只是道德说教而已，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虽然蔡杭写下判词：“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58可是蔡杭仅为地方官，至多仅适用于他在任时的当地。就全国各地而言，由于并无禁令，学生公开与娼妓往还，甚至“学舍宴集必点妓”。59学生与娼妓，关系很特殊。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称：“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她们“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当时，学生大抵都嫖妓，谁不如此，即不合群，甚至被视为怪异。如政和年间，吉州（今属江西）州学生杨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实倡馆也。邦□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愕然，疾趋还舍。”60学生们甚至为争夺妓女而打架斗殴。如淳□年间，宗学生时芹斋与太学生程身斋同时爱上妓女魏华，双方发生争执。府学生林乔又参与其中，并“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61学生与娼妓爱恋的记载较多，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载：“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或云即张焘）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张生因故失约，杨六“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数月后，张生始至开封，得知此情，“大感怆，不能自持”，写下《雨中花》词：“曾记酒阑歌罢，难忘月底花前。”王明清记述此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对青年男女未能成为眷属的惋惜之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载：临安名妓苏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贫，盼奴周给之，使笃于业。”赵不敏终于中第，出任襄阳府司户。但“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载，想念成疾而卒。”此卷还记述了淳熙初年娼女陶师儿与王生“甚相眷恋，为恶姥所间，不尽绸缪。一日，王生拉师儿游西湖”，二人“相抱投入水中，舟子惊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王俊民与焦桂英的故事。62是否确有其事，宋人各说不一。然而从上述记载看，士人与娼妓爱恋在宋代是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诚然，娼馆妓院的主要光顾者既非官员，也非士人，不用说是那些既腰缠万贯又不受禁令乃至道德约束的富商大贾。宋代有“美人局”、“庵酒店”、“花茶坊”等各种称呼的娼馆妓院之所以能遍布各地并生意兴隆，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如果从总体上说，宋代的性观念不如唐代开放，那么其娼妓业则比唐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被朝廷强行剥夺性权利、实行性禁锢的宦官也参与其中。《宋史》卷四百六十九《宦者传四·陈源传》载，宦官林亿年“养娼女以别业，（陈）源在贬所与妓滥。”一言以蔽之，两宋社会繁荣与“娼”盛同步。

四、“梵嫂”、“典妻”等等

与性观念一样，两宋社会的性生活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如果说当时在性观念领域，节欲论占上风，那么在性生活领域的主流现象则是：人们按照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模式，过着正当而有节、偏向于保守的性生活，一夫一妻至多妻外有妾乃至妾媵若干。而娼妓制度无非是传统婚姻制度的补充。下面将罗列若干非主流现象，其目的仅仅在于进一步证实：用性禁锢来表述两宋社会的性生活状况，只怕欠妥。个人所见有限，难免既挂一漏万，又拉杂琐碎。

（一）僧道娶妻。两宋王朝以法令的形式，对僧道实行性禁锢。开宝五年（972）闰二月，宋太祖诏：“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63 雍熙二年（985）九月，宋太宗要求岭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将“僧置妻孥”之禁在当地逐渐加以推广。64 宋代法令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65然而这条法令难以严格执行，道士“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66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僧人娶妻者并不少见。如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相国寺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自以为“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并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所谓“梵嫂”，即是当时人对僧人之妻的专称。特别是岭南地区，僧人“例有室家”。《鸡肋编》卷中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此间“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僧人新婚时，“簪花其上”。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如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67 某些僧道还是妓院娼馆的光顾者，甚至因此酿成事端。如“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68 又如杭州灵隐寺僧人了然“常宿于娼妓李秀奴家”，在财钱用尽后，“秀奴绝之”。了然“迷恋不已，乘醉往秀奴家，不纳，因击秀奴，随手而毙。”官府将了然擒获，发现其臂上刺字：“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知州苏轼下令处以极刑，其判词曰：“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69 宋孝宗时，临安附近有一寺，拐骗、监禁“妇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余人至此”，置宴欢饮之后，“杂然群通”，集体对妇女实行性侵害。知临安府查明此情，“即部百卒，捕杀僧众，焚其寺，以群妇召主收领。”70 僧道娶妻之风延续至元代，朝廷力图扭转，明文规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71

（二）士人爱恋道姑。与唐代相似，道姑中的俊雅者往往是宋代某些士人爱恋的对象。如北宋后期, 汝南（今属河南）“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多情多爱的秦观“挑之不得”，作诗一首：“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72秦观只是一厢情愿，张先则有双向交流。他“往玉仙观，中路逢谢媚卿，初未相识，但两相闻名。子野（张先字子野）才韵即高，谢亦秀色出世，一见慕悦，目色相授。张领其意，缓辔久之而去，因作《谢池春慢》。”词曰：“欢难偶，春过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73贾似道则仰仗其权势，“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74至于张孝祥、潘德成与道姑陈妙常的三角爱恋，更是人所熟知。张孝祥“授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词云：“莫胡言，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间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陈妙常“后与于湖（张孝祥号于湖居士）故人潘德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断为夫妇。”75此事或有添枝加叶之处，乃至纯属虚构，但毕竟事出有因。

（三）典雇妻妾。北宋初期，“岭南民有逋赋者，县吏或为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为质。”知容州（治今广西容县）毋守素将此情上报朝廷。开宝五年（972）闰二月，宋太祖“诏所在严禁之”。76两浙的“贴夫”与岭南地区的“纳妻”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均出自贫困。据记载，“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 两浙贫民“贴夫”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僧人。“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77“纳妻”、“贴夫”又称“典妻”或“典雇妻妾”。朝廷虽有禁令，可是禁而不止，甚至蔓延、扩展，既不限于岭南、两浙，典雇与他人者又由妻而妾而女。此风绵延不绝，到元代仍盛行。元朝朝廷为改变这一习俗，在法令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诸受财嫁卖妻妾，及过房弟妹者，禁。”78

（四）乱伦行为。在传统时代，人们将家庭近亲之间的性行为均视为乱伦，无论有无血缘关系。欧阳修因有乱伦嫌疑，在治平四年（1067）三月被立案审查。这时，宋神宗刚即位，欧阳修在参知政事任上，被告与其长子欧阳发之妻吴氏发生性关系，并且此事出自其妻弟薛良孺之口。“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诚难究诘。”79 “且神宗初立，何至以暧昧之言，即欲诛旧辅臣耶？”一说，因神宗“欲深护（欧阳）修”，80 此事被掩盖过去。然而不少人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81章俞的岳母杨氏“年少而寡”，章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82 此子即是后来在绍圣年间官至宰相的章□。章□本人又“私族父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上一妪，为妪所讼。”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章□因而留下“大无行”的恶名。83在宋代，收继婚早已失去其合法性，法令明令严惩。因此，宋徽宗郑皇后之侄郑藻“娶嫂”，84被视为乱伦。宋孝宗拟严加惩办，因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出面庇护而未果。陈敏夫则在其兄死后，与其兄之爱妾越娘相爱于船舟之上。陈敏夫以诗相挑：“今夜不知何处宿，清风明月最关情。”越娘“见诗，微笑。”深夜，陈敏夫“闻廊下有履声，乃潜起，见越娘摇手，令低声，迎进相抱，曰：‘今日被君诗句惹动春心。遂就寝。’”85

此外，还可举出苏州盛行的男娼，86福建流行的“引伴为妻”、“管顾”、“逃叛”等。“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87“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88三者名称不同，实质相近，无非是事实婚姻而已，至多不过是非法同居。据此，朱熹夸大其辞，认为漳州一带“不昏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89这些连同上列四种现象，似乎可以证明宋代某些地区、某些阶层、某些个人依然过着较为自由乃至放纵的性生活，或许可以作为宋代是最为严厉的性禁锢时期的反证。而此一部分人的性放纵往往是彼一部分人的性苦难，“贴夫”、“典妻”即是其例。

结语

不少性学著述往往将唐、宋两代加以比较，以便揭示演变轨迹。其必要性毋庸置疑。与唐代相比，从性观念到性生活，宋代无疑呈现出收紧的迹象。然而以下三点似乎值得注意。

其一、不宜在将宋代指斥为实行性禁锢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唐代渲染为性自由奔放期。唐代前期的宫廷性生活并非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相当开放的敦煌性文化90 只怕也难以代表唐代全国各地的整体状况。如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论，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著述记载，宋代岭南某些地方盛行“卷伴”、“听气”、“飞驼”、“多妻”等习俗，其性生活的开放程度与唐代敦煌地区差别不会太大。从总体状态上说，唐、宋两代均处于性压抑期，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其二、纵欲不足取，禁欲不可行，宋代理学家的节欲主张未可厚非。如果说程、朱等理学家具有保守倾向，那么养生学家李鹏飞明确提出的“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等原则则相当精辟。假若让“御女多多益善”乃至“无夫，好与男童交”之类的纵欲说教泛滥，对社会的危害之大，将不堪设想。有意无意地将纵欲论的盛行等同于“鼎盛”，将节欲说占上风视为“阻滞”，未免失之偏颇。性学家有此一说：“性的发展史是一个由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91或许并非毫无道理。

其三、唐宋时代确实经历了一场较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唐宋社会变革不是巨变而是渐变，以致出现了发生在唐代中叶、唐末五代、唐宋之际、庆历前后、两宋之交等多种说法。92唐宋社会变革到底发生在何时，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思索。认为唐、宋性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表明“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似乎值得斟酌。“走下坡路”之说本身就欠妥，不能将某一特定社会人为地划分为上升与下降两个阶段，将某一特定社会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描绘为两条直线所构成的“人”字形。我个人初步认为，唐宋社会变革并不意味着停滞，而意味着发展。93不敢自以为是。

注释

1北方国联工作室采编《封建社会的性道德》，见中国性学会主办《性科学》网(www.x.com.cn)。

2据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316－317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明辉：《中国性学发展的马鞍形史迹》，见中国性学会主办《性科学》网。

4北方国联工作室采编《古代性观念和房中术》，见中国性学会主办《性科学》网。

5龙遵叙：《食色绅言·男女绅言》，国学基本丛书初编本。其实，宋高宗未必寡欲。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之五《青宫译语》称：“康王（即后来的高宗）目光如矩，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中华书局1988年崔文印笺证本）高宗得性无能症，很可能是由于纵欲。

6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３《奇节》，中华书局1981年吕友仁点校本。

7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学海类编本。

8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修养》，中华书局1981年王松龄点校本。

9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寡欲》，中华书局1988年吴企明点校本。

10相传，彭祖姓钱名坚，陆终氏第三子，帝颛顼之孙，自尧时举用，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封于彭城，故称彭祖。

11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

12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房中补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相传，容成系黄帝之臣，始造律历，首创采阴补阳之术，著有《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1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才性雅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点校本。

15《延寿第一绅言》。

1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畅潜道录》，见《二程集》第319页，中华书局1981年王孝鱼点校本。

1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书(问答论事)·与刘共父》，四部备要本。

18参看徐远和：《洛学源流》第148－153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19杨时等编次《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学篇》，见《二程集》第1187页。

20《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见《二程集》第89页。

21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三《诗解·国风·无衣》，见《二程集》第1061页。

2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中华书局1994年王星贤点校本。

23江永集注《近思录》卷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

24《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

25《延寿第一绅言》；《食色绅言·男女绅言》。

26陈亮：《龙川集》卷四《问答七》，四部备要本。

27周一谋：《房事与养生》，见刘东主编《中华文化读本》第4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五《医书类·黄帝素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孙猛校证本。

29《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八《禁约上》，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

30王母即西王母，传说中的仙人，姓杨，一作姓侯，名回，一名婉衿，居昆仑山。

31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200页，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32《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度人经》。

33旧题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卷一《秋石方》，知不足斋丛书本。

34参看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266、268页。

35参看刘子健：《秦桧的亲友》五《干亲――御医王继先》，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62－16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36不著撰人：《朝野遗纪》，《说库》本。

3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甲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3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王继先依旧致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乙未原注曰：“王继善恐是继先弟，当考。”

40 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第287－303页。

41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第一章《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42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八《赵不他》，中华书局1981年何卓点校本。

43《宋史》卷二百九十八《蒋堂传》、卷三百二十四《刘文质传附子涣传》、卷三百五十六《宋乔年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45陆心源：《宋史翼》卷十三《唐仲友传》，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46参看邓广铭先生《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664－6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7《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委巷丛谈》。

48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中华书局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

49《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

50 赵令□：《侯鲭录》卷一，知不足斋丛书本。

51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赏心亭》，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点校本。

52 张邦几：《侍儿小名录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

53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中华书局1993年孔凡礼点校本。

54岳珂：《木呈史》卷三《稼轩词》，中华书局1981年吴企明点校本。

55周□：《清波别志》卷下，笔记小说大观本。

56 陈郁：《藏一话腴》，见陶宗仪：《说郛》卷五，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本。《瘴说》一文为《全宋文》卷三百零四《梅询》（第八册第120－126页，巴蜀书社1990年版）所未收，似宜补入。

57庞元英：《谈薮》，见《说郛》卷三十一。

5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士人娶妓》，中华书局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辽金元史室整理本。

59《癸辛杂识》后集《学舍燕集》。

60《宋史》卷四百四十七《杨邦义传》。

61《癸辛杂识》别集上《林乔》。

62参看《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

63王□：《燕翼贻谋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诚刚点校本。

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雍熙二年九月乙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65《庆元条例法事类》卷五十一《道释门二·杂犯》，北京市中国书店1981年影印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66《燕翼贻谋录》卷二。

67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萧鲁阳点校本。

68《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

69陈元靓：《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三。

70《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71《元史》卷一百零三《刑法志二·户婚》，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72阙名：《桐江诗话·畅道姑》，见《说郛》卷八十一，宛委山堂本。

73杨□：《古今词话》，见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排印本。

74《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奸臣传四·贾似道传》。

75徐□：《词苑丛谈》卷八《纪事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闰二月乙甲申。

77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萧鲁阳点校本。

78《元史》卷一百零三《刑法志二·户婚》。

79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卷四《彭公（思永）行状》，见《二程集》第492页。

8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九治平四年三月。

81钱□：《钱氏私志》，《说库》本。

82《挥麈录》余话卷一《东坡送章守湖州》。

8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李剑雄等点校本。

84张端义：《贵耳集》卷中，学津讨原本。

85张君房：《丽情集》，香艳丛书本。

86参看《癸辛杂识》后集《禁男娼》。

8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申严昏礼状》。

8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谕榜》。

8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女道还俗榜》。

90 参看刘达临：《敦煌性文化》，见中国性学会主办《性科学》网。

91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316页。

92参看宫泽知之著、游彪译《唐宋社会变革论》，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93可参看拙稿：《婚姻与社会·宋代》第96－97页、第1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